梁启超的书法人生
梁启超 隶书
梁启超 行书
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书法对于他的政治活动及学术研究来说，梁氏自认为只是“余事”，然而，纵观梁启超的一生，他在书法艺术上所花的时间相当多，研究书法艺术及其相关活动并非他生活中的余事，而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把书法艺术作为一项事业来看待的。
以书法临池为日课
梁启超13岁时，在广州越秀山三君祠见到陶濬宣用魏体楷书写的一副楹联，赏心悦目，久久不愿离去，由此对书法艺术产生浓厚兴趣，之后便常以书法临池为日课，专心学习书法。梁启超18岁时(1890年)，受业于康有为主办的万木草堂，攻读经世之学，时逾数载。康氏是中国近代书学史上提倡碑学且卓有造诣的书法家，1889年写成《广艺舟双楫》，倡导碑学。梁启超正好在这时拜师康有为，自然对其书法学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出逃时，他身边不忘带上心仪的碑帖。在逃亡的14年间，虽然身居异国，但学习书法之兴趣依然不减。梁启超写于1910年的《双涛阁日记》，极具体地记述了他羁居海外读书生活和刻苦临池的情况，其中有每天临池的内容、数量、进度及其体会。
1911年9月间，他在跋自临《张猛龙碑》卷中也记述了这段日子里的临池经历：“居日本14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1912年后，梁启超回国。尽管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但在政务与著述之余，仍一如既往倾情于书法艺术。只要一有闲暇，他便用功书法临池。1916年7月14日梁启超在《致梁思顺书》中写道：“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经已钞完，顷方钞子，稍足收敛此心耳。”
1918年，梁启超退出政坛，接着赴欧洲游历。游欧回来后便潜心学术研究，从事著述和讲学。研究书法艺术更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3年4至6月间，梁启超在北京西郊翠微山秘魔岩养病，每晨尽开轩窗纳山气，在时鸟繁声中作书课一小时许以为常。
1925年，他在题跋《张寿残碑》中写道“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劲而流媚，与我笔路最近，今后拟多临之”。他又在跋《曹全碑》中写道“乙丑正月二十六日，余五十三岁初度，与仲策摩挲竟日……”他在自临张迁碑跋中写有“平生临摹垂百过，卒不能工”句，还在2月5日致仲策札中写道“日来写张表，专取其与楷书接近。一月之后，请弟拭目观我楷书之突飞也”。从这些跋文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平时临习碑帖用功之勤奋。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手术前的3月10日，他在《致孩子们书》中写道：“我这封信写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医院吃饭用的盘子当桌子写的。我发明这项工具，过几天可以在床上临帖了。”
综上所列，可见临池学习书法在梁启超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卧病在床，还是那样乐观地坚持进行书法学习。梁启超在书法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长期临池学习下苦功夫是分不开的。
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
收藏碑刻拓本是梁启超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书法活动。
据冀亚平等编写的梁启超所藏金石拓本目录，梁启超一生共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从目录所显示的资料可以看出，梁启超所收藏的碑刻拓本中，从朝代看，商代至民国时期，每一个朝代无不有之；从书体看，金文、小篆、大篆、汉隶、魏楷、唐楷各种书体齐全；从碑刻的种类来看，钟鼎、碑石、墓志、造像、摩崖、刻石等无所不包。
1984年由香港书谱出版社与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在学术界、书法界中较具权威的《中国书法大辞典》，其所收录的碑刻(包括摩崖、刻石)、墓志的辞目约3000条，可谓囊括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国历代碑刻和墓志，而梁启超一个人所收藏的碑刻和墓志的拓本竟差不多是其中的一半。由此可见梁启超收藏碑刻拓本“工程”之浩大，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难以想象。
至于梁启超是从哪一年开始收藏碑刻拓本的，他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著述中也未谈到过这个问题，但他从1916年开始陆续对所收藏的碑刻拓本进行校勘和题跋，在多件拓本跋语中谈到其收藏时间、地点和来源，其中1925年在题跋《李壁墓志》拓本中写道：“碑以宣统元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欢喜累日……”由此可以推断，梁启超至少在宣统元年(即190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收藏碑刻拓本了。
同时，据有关资料显示，梁启超收藏的碑刻拓本中，除有极少数如东汉的《樊敏碑》等数件为明代拓本和东汉的《张迁碑》等近10件为清代乾隆年间拓本外，其余大部分藏品都是嘉庆、道光年间的拓本或清中期至民国初年新出土的碑志、造像的初拓本。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梁启超只要知道哪里有古代的碑刻或有新出土的碑石、墓志，他就千方百计(包括友人馈赠和花钱购买在内)将其拓本弄到手。
梁启超跋《颜勤礼碑》云：“碑以民国十一年出土，今在陕西节署，此本为刘雪亚督军镇华所寄赠。”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说明梁启超的碑刻拓本收藏活动至少延续到1922年。由此可见，梁启超收藏碑刻拓本的时间跨度足有30年。
梁启超在收藏碑刻拓本的同时，还对其中的130多件拓本进行题跋。最早的题跋是写于1916年1月的《礼器碑跋》，之后直至1926年，历年断断续续都有题跋，时间跨度达11年。1918年1月，共题跋34件。而大部分的题跋多集中在1925年，这一年题跋(含再跋)超过100件。
梁启超所题跋的碑拓，有汉代和魏晋的碑刻摩崖，有南北朝和隋唐的碑刻墓志，其中大部分为西汉和北朝的碑刻墓志。题跋的内容主要有记述碑刻的出土发现情况及其去向、记录碑拓的递藏经历、校勘考释、题署碑刻名称和年代、品评书法等方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文字却十分精练，可谓字字珠玑。
梁启超逝世后，其家人将他生前收藏的近1300件历代碑刻拓本尽数捐献给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人们在惊讶之余，更为梁启超的精神与毅力所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