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国苏州书法史讲坛会议综述
写在前面的话：
2008年7月21日中午，我参加完“2008中国苏州（相城）书法史讲坛”的学术会议准备返回济南，和华人德老师握别。我说：“你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这样说有两个理由：第一，这次学术会议延续了2007年在张家港召开的“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做法，由会议的承办方无偿支助国内在读书法专业的50名博士、硕士参加会议，并且制定了在未来两年继续这一活动的计划，这是当代书法学术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在支助名额之外，还有近百名因资金紧张未能支助的学者参与了旁听，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书法学术领域的博士、硕士和在其他岗位上的研究人员，这就使这两次学术会议的影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大。这些参与者都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中国当代书法学术研究的“生力军”，会议的影响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慢慢体现出来。第二，从去年在张家港召开的“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今年的“2008中国苏州（相城）书法史讲坛”，体现了书法领域对“学术研究”的逐渐重视。以往国内召开的书法方面的会议，主要是“创作会议”，学术会议较少，主要有几年一次的全国书学讨论会和中国书协或其他各地举办的会议，如2002年金秋“第二届中国（天津）书法艺术节”期间的“天津论坛”和2007年在山西召开的“纪念傅山诞辰400周年书法学术研讨会”等等。从去年到今年，苏州市召开的这两次会议的隆重加盟，推动了书法学术研究的风气，并且，由于这两次会议的学术水平高、组织得力，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当代的书法学术研究，它在未来的影响，也是可以预见的。
今年，是“苏州”被中国书协命名为“中国书法名城”的时间，有关“中国书法名城苏州”命名授牌仪式的报导，在《中国书法》杂志2008年第6期已经登载。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中国书法名城苏州”生动的一笔。但我所关注的重点是“学术研究”本身，所以，重点综述一下这次学术会议的大体情况。
“2008中国苏州（相城）书法史讲坛”会议综述
刘兆彬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2008中国苏州（相城）书法史讲坛”是近年来比较重要的一次学术盛会，在3天半的时间里，5位优秀的书法学者为50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和近百名旁听人员作了5场讲座，深入讲解了书法史研究的方式方法。这场会议学术水平高、组织得力，必将对未来的学术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必将被载入当代中国书法史的历史史册。
关键词：2008中国苏州 书法史讲坛 会议综述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7月18-21日，“2008中国苏州（相城）书法史讲坛”在苏州市相城区南亚宾馆开讲。在苏州市书协主席华人德的主持下，书法史学者傅申、白谦慎、丛文俊、黄惇和考古学学者张鹏川为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的50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举办5场关于次书法史研究的讲座。此外，还有近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进行了旁听，他们大多是书法或相近学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这次为期3天半的会议日程为：18日下午，傅申，《故宫本怀素“自叙帖”之我见》、《书画船——舟中旅行与书画创作及鉴赏的关系》；19日上午，白谦慎，《网络时代明清书法史研究的史料问题》；19日下午，丛文俊，《艺术与学术》；20日上午，黄惇，《书法史史料解读中的微观与宏观》；20日下午，张鹏川，《美术考古与中国古文字起源研究》；21日上午，师生互动提问。这次学术会议是一个“方法论”性质的会议，五场学术报告的设置体现了一种系统的考虑，涉及了史料搜集、整理、分析、结论以及书法史研究与艺术、考古等相关学科的关系，从总体上勾画了书法史研究中的主要内容、方法等问题。白谦慎的讲座探讨了书法史研究中史料搜集的方式方法和不同史料的用法，同时介绍了一些具体的、重要的资料；丛文俊探讨了艺术经验与书法史研究的关系，着重讲解了中国古代书论的特点和阐释技巧；黄惇剖析了书法史料解读中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同时探讨了史料真伪的甄别等事宜；傅申则通过2个个案研究的实例向学员展示了利用具体方法进行书法史研究的实际过程；张鹏川探讨了考古学与文字起源的关系，以引起学员对相关学科研究的关注；最后，华人德总结会议并简要阐述了自己对书法史研究的一些重要看法。本文将打破讲座的时间顺序，按照会议的这种内在逻辑进行叙述。
一
作为优秀的书法史学者，白谦慎对书法史料的重视可从他近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看出。在为薛龙春《郑簠研究》所作的题为《〈郑簠研究〉和书法史料学（代序）》中，他说：
傅斯年先生更有名言：史学便是史料学。虽然不见得所有的史学研究都持相同的史学观，但史料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现代艺术史意义上的中国书法史研究起步甚晚。……因此，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傅斯年先生提倡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1]（P1）
在这次题为《网络时代明清书法史研究的史料问题》的报告中，他讨论的便是如何“动手动脚找材料”的问题。讲座从性质上共分3大部分，14小节：第1小节“本讲的性质和特点”介绍中国当代书学研究的基本状况，是第一部分；第2、3小节“E考证的挑战”和“传统方法的优势”，讲解了网络时代电子资源检索与传统史料收集方法的具体内容、优劣比较，强调两种对立方法的互补性，是第二部分；第4-14的11个小节，讨论书法史料的存在形式和搜集途径，具体包括“书法史的视觉资料”、“主要的著录”、“善本书中的文献和视觉资料”、“地方志”、“信札”、“印章”、“绘画作品保存的书法资料”、“书法作品作为历史文献”、“外文书籍中的资料”、“其它的材料”和“实地考察”，是第三部分。整个讲座的实质可以用“竭泽而渔”四个字进行概括。
关于“书法学科的性质”，白谦慎认为“中国书学研究”是一个年轻的、未经乾嘉学派比较全面整理和研究的学科，强调了书法史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从事书法美学研究的人们应该重视书法史的研究”的论断。清代乾嘉学派整理、研究的主要是经、史和文学，对“书法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的确不多，所以白谦慎指出的是“事实”；他的后一个论断则是建立在他“本人关于书法修辞的研究对书法美学提出的挑战”这一基础上，因为他“直接质疑了某些书法言辞的真实性”，认为“研究书法文化也应尽量具体化”——“因为文化本来就常是具体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白谦慎阐明了自己最近在“书法江湖”论坛登载的《美学热与我的读书生活》、《书法研究方法刍议》、《华人德书法史研究的理论价值》、《文化环境、学术背景与丛文俊的书学研究》这四篇文章的真实意图：是“希望大家注意到考据本身的问题”[2]。
在论及“E考证时代的挑战”时，白谦慎首先表明“E时代考证”的说法来自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这本“出色的著作”，然后就援引自己在吴大澂研究中通过网络查找资料的例子具体分析了“E考证”的方便之处。他重点强调了“E考证的局限性及其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包括“资料的范围”、“关键词的机械选择”、“网上的书画的图像资料多不包含题签、引首、裱边、题跋”三个大的方面及其下属的具体问题。他认为“网络文字对阅读和写作”具有“负面影响”，过分依赖网络能够造成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下降，强调“E考证很方便，但还是要看书”。他援引下列实例讲述“E考证”包含的问题。例一是“四库全书”检索版的问题：“只收一个版本，而且经常是删改过的版本”。如阎若璩（1636-1704）的著作《潜邱札记》6卷，四库本砍掉了至关重要的两卷后对内容进行了重排，依然以6卷的形式出现，从表面很难看出这种内容上的删节。例二是“全文抄录碑文，比欧阳修、赵明诚的金石学著作考据更精”的洪适的《隶释》，四库本并没有收录。例三是“山东嘉祥武梁祠”的“武梁碑”碑文，四库全书本记录的“字数较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馆藏中国书画图录中的“武梁碑”的碑文采用了四库本，而拒绝使用字数较多、但实际上非常可靠的汪日秀1778年记载的《武梁碑》碑文，白谦慎已于日文版《我对普林斯顿图录的批判》一书中对此作出了纠正。他通过这几个例证将问题引到书法史料搜集中“传统方法的优势”上，并借助汪世清整理学术资料的故事来证明这一点。汪世清是汪中十三世孙，本行为物理学史，是受到黄宾虹的启发才走上书画史研究道路的。1958年，汪世清受故乡的委托编辑浙江资料集，四十多年来，一旦有空便到北京图书馆抄善本书，离休以后更是如此。通过这种“传统方法”，汪世清搜集了许多书法史研究的关键性材料，并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文物》、《新美术》、《故宫博物院院刊》、《故宫文物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研究文章[3]，最近又出版了《石涛诗录》、《汪世清画史论文集》、《艺苑疑年录》等著作。白谦慎认为汪世清通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抄写善本书获得、整理资料的方法，是网络无法取代的。他还举出自己从《吴伟业集》中查找一个人名的例子来讲述“影印和整理古籍的功绩”：这个人曾经很有名气，但是后来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人们在所有的著作里都不再提他，所以关于他的记载只有1670年前的《吴伟业集》中才有。因此，白谦慎强调了熟悉《四库禁毁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等“几部大型丛书”和“熟悉文史工具书”的重要性。
白谦慎讲座的最后11小节讨论书法史料的存在形式和搜集途径。鉴于“研究艺术史，最后还是要落实到艺术作品上去”，所以，他在第4小节讲“查找艺术史的视觉资料”问题。查找途径包括5种：A、几部比较重要的图录，如《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故宫书画图录》、铃木敬主编的书画图目等；B、一些大博物馆的馆藏图录，如波士顿美术馆的馆藏图录和弗利尔美术馆的八大山人图录等；C、专题展览图录，如“董其昌世纪展”的图录等；D、私人藏家出版的图录，如《悦目：石头书屋藏书画》、“虚白斋藏画图录”和私人收藏家手中的藏品等；E、文物拍卖市场的资料，白谦慎认为近年来国内的文物市场非常好，“许多非常珍贵的古代书画作品都出现在市场上，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研究古代书画的绝佳机会。宋元的书法作品民间收藏已经不多，但在拍卖市场上有大量的明清书法的资料”，研究者可以利用拍卖公司的图录一点点地积累资料。白谦慎还列举了自己在傅山研究过程中的一个事例来谈论国内收藏家对于提供研究资料的态度：1997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出了带有傅山和傅眉“朱批”的《汉书评林》，这是重要的傅山研究资料，但是收藏者不愿提供。由此，白谦慎建议研究者想办法在拍品成交之前获取相关的图片资料。白谦慎在第5小节介绍了《中国书画全书》后面的“中国书画文献索引”，建议学员注意这部书使用的方便之处。第6小节“善本书中的文献与视觉资料”包括：A、善本书中的“信札”、拓片和作为视觉资料的“善本书本身”；B、善本书中的印章资料；C、书志和书目，共3方面的内容。白谦慎认为：“历代藏书家和古籍研究者留下了书多善本书志或书目，这些书志或书目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研究书法和篆刻史资料的线索”，他举自己的例子说“1994年春，善本书专家艾思仁告诉我，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一部清初刊刻的《广韵》上，有傅山的批注。在同年的夏天，我在北京看到了这本有许多傅山批注的著作。这本书是清初大儒顾炎武刻印后送给傅山的，成为傅山和顾炎武共同探讨音韵学的一个重要的证据。而音韵学、金石学的复兴，和碑学的兴起都有关系。《傅山的世界》一书直接地引用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文献”[4]（P199）。白谦慎着重指出“善本书本身”也是视觉资料的一种，但这一点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视。他提出了“板刻书法”是个极大的宝藏的意见，并举《程氏墨苑》为例，说明在明代隶书资料罕见的情况下，善本书版刻中的隶书即是研究明代隶书的重要资料。善本书中的印章资料也很宝贵，比如傅山有一方“傅鼎臣”的印，迄今为止唯一的印拓就是在善本书上加盖的。他援引了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例子来谈善本书书志和书目的重要性。他自己关于八大山人花押的研究成果中将历来误释为“三月十九日”的八大山人花押订正为专门用于闰年画作的“十有三月”，便是靠了善本书资料的功劳。第7小节讲述“地方志”的使用时，白谦慎援引了高翔关于“慕湘藏书楼藏《傅青主手书墨迹》非傅山所书”的个案研究为例，说明熟悉地方志编纂体例的意义。关于“信札”的第8节包括“使用信札的难度”、“信札的重要性”、“傅山的信札”、“吴大澂的信札”、陈智超对方用彬亲友信札研究的成果介绍共5个部分，前两项属于理论分析，最后一项是优秀研究成果推荐，中间两项是例证。他说：造成“信札使用的难度”的因素主要是信札只记月日、很少记年，且称谓变化太多，但信札作为研究资料有极大的重要性。一是信札的数量大，如董其昌的信札，目前尚有上百封，甚至几百封没有被研究者加以利用；二是信札的内容具有特殊性，主要谈论诸如诉讼、应酬之类的私事。第9小节关于“印章”的内容包括四项：A、通过印章来重构一个收藏；B、印谱作为文献；C、印章作为阐释的资料；D、主要的古代书画印鉴工具书。在A项内容中，白谦慎列举了何惠鉴和Sherman Lee关于梁清标的研究、刘洋名关于清初京口地区书法收藏和帖学风气的研究、俞瑜关于“安岐”的研究和自己关于宋荦的研究为例；在B项中，白谦慎以汪世清关于程邃的研究作了说明；在C项中，白谦慎以石涛的印章“于今为庶为清民”和其他的印章内容，探讨印章内容对研究书家思想及社会生活的意义；在D项中，白谦慎举出了上博、文物、台北故宫等出版的古代书画印鉴工具书。白谦慎在讲解“绘画作品中的资料与史料”的第10小节中谈论了“绘画中的书法资料”、“从绘画作品上的用印来看款印的发展”等问题。他指出绘画中的书法资料“为书法史研究留下了大量史料”，并援引了《北齐校书图》、元张中《桃花珍禽图》、陈洪绶《水浒叶子》、邹一桂的花卉为例，并将《北齐校书图》和孙晓云《书法有法》中关于古代执笔的讨论结合起来讲解，令学员们颇感兴趣。第11、12小节讲“书法作为历史文献”和“外国的资料”。对于后者，他提到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和《爱尔兰发现的中国印章》，并特别提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藏、与中国的碑形制一样的埃及碑，以及印纽形制和中国印章印纽形制一样的巴基斯坦古代印章，还援引王学雷关于六朝“杂体书”的研究作为使用外国资料的例证。讲座的第13节“其它的材料”谈论了宋代的塔铭、明清碑刻和漆器、转型时期的景德镇陶瓷等“纸绢以外的资料”。最后的第14节以自己在吴大澂研究中到吉林实地考察的经历[5]（P415）和《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6]一书为例，来说明“实地考察”的重要性。
二
丛文俊的讲座“艺术与学术”包括一部分绪论和3大部分主体内容，是五场讲座中涉及理论研究较多、考据问题较少的一场。我们可以按照这场讲座的性质它分成两个逻辑层次：1、书法史研究中正确解读古代书论的重要意义；2、解读古代书论时对艺术经验的依赖。毫无疑问，这两个层面是通过“如何正确解读古代书论”这一问题联结起来的，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被放置在“艺术体验”的基础上。丛文俊的话头从“书法史如何更好地关注艺术，是我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开始展开，从“理解作品”讲到“理解作品后面的人”。他认为“我们应该关注古代书法家所有的一切”，并说这正是当下书法研究中的“缺环”。他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当下书法研究者在解读书法文献时“缺乏从文学角度进行的解读”，并指出要实现这样的解读必定会涉及语言修辞问题和其它许多与文学有关的问题。然后，他从这里发脚一层层地切入这场讲座的主体内容：A、书法史研究要关注风格；B、古代书论的修辞特点和语词的简单分类；C、复原历史。
丛文俊首先指出了当下书法研究中的一种现象：在评述古代作品时，或者仅仅引用古人的原话，或者是引用后只是“略加评说”而不是深入地进行剖析，像古代书论说的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和杜度“杀纸甚安”等等，很少有人深入追究“楷则”与“杀纸”指的究竟是什么。他希望研究者关注类似的理论问题，首要地是关注艺术的“风格”问题，因为“研究书法必须研究风格，不研究风格，怎么叫研究艺术呢？”他认为对一个书家的作品“进行风格判断，需要很多的材料支撑”，像“王羲之作品的风格，如果较起真来，问题还很多”，例如：有人说《兰亭序》的风格是“遒媚劲健”，“‘遒’指的绝对不是‘有力’，它一般是指视觉上的感受，但又不是‘样式’，而是点画线条的‘质量感’。”他认为要正确判断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只能从唐以前的资料中寻译，因为“宋以后人只能见到摹本”，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他指出古人论书时往往不去区分书体和具体作品，只是概括地说某某“如何如何”，比如张怀瓘评论欧阳询的书法“险绝”，究竟是针对哪种书体而言的呢？张怀瓘没有明说。那么，“险”是针对草书而言的吗？丛文俊分析说：草书环转，很难说险绝。他引导我们从欧阳询书法“楷书右角上耸”、“笔势相背”、“如武器戈戟”等具体特点进行分析，结论是：这些特点“可能”都与“险绝”的评价有关，但以“险绝”概括欧阳询书法的特点主要是依靠“以日常生活体验为参照系”进行的，如我们经常观看险要的山，尤其是那些四壁如削、兀然高耸的山石，那“高”、“危”的特点便给人一种“险”的感受，有了这种体验的人回过头来再去欣赏欧阳询的书法，便能从字形的“高”自然而然地生出“险”的审美感受来。也就是说，这种评价中包含着想象的因素。他认为古人评价书法的类似术语实际上不是概念和范畴，而是一个个富于想象的“意象”，这些“意象”的塑造则依赖于“审美联想”的机制来完成。从心理机制上看，“审美联想”是一种由此及彼心理活动，并不直说欧阳询的字“有棱角”，而是提示一个联想的方向。“意象”虽不确定，但都有一个经验中的参照系，我们在理解古代书论的时候，就要深入挖掘这个参照系，譬如从对欧阳询书法“险绝”的评价追溯到山石所给人的高峻突兀的感觉。当然，丛文俊也指出，“如果说古代书论关于风格的论述都是‘意象’，这‘差不太远’，但也不完全”，还有一种是“隐性描述”，并举出苏轼评价晋人书法“萧散简远”的例子加以说明。在以上例子的基础上，丛文俊剖析当下解读古代书论的特殊困难：一是随着“古代生活”的消逝，人们失去了古人那种以“意象”描述审美感受的能力，二是借用西方艺术理论和美学中概念来评价中国书法又“不准确”，或者说是“远远不够”。他的论断是：评价作品要有想象力，在书法研究活动中针对作品的想象有助于进入角色，“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想象是具有‘经验性’的”，丛文俊就将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概念推及概念的表象——想象和想象的经验基础。
在丛文俊的分析中，影响对古代书论正确理解的因素，包括“语言规范经验”和“古今语言悬隔”。首先，欣赏者对名家经典的感受、经验非常丰富，但是描述方式却缺少固定的“规范”，在选择“打比方”或其他方式时并没有固定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米芾就曾指出“前贤论书”时“征引迂远，比况巧奇”，批评梁武帝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八字不够清楚，但他自己也采用这种“打比方”的方式描述自己的感受经验。可以说“打比方”和“意象概括”的论书方式一直是古人论书的主要方式，所以，要对古代书论的这一特点特别关注。他分析古人打比方的方式经常依赖于“文学创作的经验”，如黄山谷说“字中有笔，如禅家之句中有眼”就是这样的例子。丛文俊认为这种“古今语言悬隔”的现象导致的体验差异，经常会造成“很可怕”的后果。写字方法不当，就会造成审美体验的缺乏和描述方面的错误，例如清初隶书和颜真卿书法的例子：因为清初隶书作者很少见到汉隶，所以他们写的隶书“都不是来自汉碑”，这种汉隶书写经验的缺乏导致他们的隶书写得不好，评价也不准确；还有就是历代有很多书论家把颜真卿纳入二王书法的谱系，实际上颜真卿的字却是“出自官楷”，“与王羲之没有多大关系”。根据这两个例子，丛文俊断言：当下书法史的研究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检讨，不能无批判地沿用古人偏颇的评价，而是要客观地还原历史。
丛文俊认为在古代书论的解读中要注意修辞问题，比如“语词的简单分类”。由于古代书论充满了从想象到意象的描述，多使用经验性语词及其补充性描述，在解读时要注意区分“风格对应词语”、“中性词”、“判断词”等等的不同。古代书论的修辞特点在古代书论的起源里有其根据：首先，写作书论的最初起因与古人“无所不铭”、“无所不赋”的习惯有关，其目的在于“铭文”和“赋文”；其次，是用于“收藏评价”时有意识的创作，譬如王僧虔的书论，便是为皇帝的收藏作评价的；再次，则是自发式的，例如在信札往来的情况下，回信时往往写一些客套话，称赞来信的字好，等等。后来，书论越来越发达，出现了书赞和书评，前者以褒扬为主，后者则兼事批评。这样的起源，就造成了中国古代书论在表达上所具有的“模糊性”和文学性的修辞特点。有时候，这样的修辞不太准确，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具有实际内容的，譬如米芾对唐楷的评价，充满了打比方的语词，但唐楷确实有值得批评的地方，也是无疑的。
正确解读书论的目的在于“还原历史”。如果说丛文俊研究的出发点在于“经验”没有大错的话，“还原历史”便是他研究的落脚点。在这一方面，他指出了两个前提——“努力进入古人的书法生活场景”和“正确阅读与理解史料”。就前者而言，指的是“进入古代经典书家的生活场景”，具体地思考“什么样的文化在什么情况下才与书法发生关联”和“文化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真实地影响书法”等等的问题。丛文俊的话题从批判目前学术论文中的空洞做法开始并深入展开，他首先列举了一些学术论文中“佛、禅思想对书法的影响”等等贴标签的做法，然后指出这些研究中有许多并没有找到佛学和禅学与中国书法的真正衔接点。他陈述说：“其实佛学和禅学对书法的影响极少”，很多人拿黄庭坚《诸上座帖》来论证山谷书法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其实二者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古代书家抄写佛经是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不能就此认定他们的书法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丛文俊主张在文化和书法之间“一定要找到真实可信的衔接点”，并援引了自己对宋代士大夫夜生活的具体考察作为例证，他指出正是这种夜生活“意味着个性的解放和对法度的改变”，只有在这种大家都可以“写个性”的风气下，才有了宋代“尚意”书风的出现。但他还慎重地指出下列事实：宋代的很多书论，却并不是从这里起源的。丛文俊还提到了自己通过《世说新语》了解“晋人生活”的例子和自己对郑板桥“写怪字”的原因的考察，认为郑板桥“写怪字”的目的在于卖给当时的盐商，其中后一个例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巴克森德尔在《意图的模式》中“谁规定了毕加索的Brief”一节的分析[7]（P54）。在“怎样阅读史料”的问题上，丛文俊强调要注意“话语情境”。譬如苏轼“评六家书”和“傅山的‘四宁四毋’说”，必须放到具体的“话语情境”中去理解才行，特别是傅山的“四宁四毋”说，本意并不是“要把字写丑”，而是特定的政治、伦理原因使他告诉自己的子孙：宁可把字写丑了，也要写出个性来，即是说，傅山的立场在于“人格”价值方面。
三
黄惇关于《书法史料解读中的微观与宏观》的讲座，我认为在性质上属于“关系研究”，涉及了分析与综合、材料与观点、个别与普遍等等的关系。他的研究起点是这样的：有感于书法史研究中“对微观材料不知如何提升”，故而作此研究。他认为在学术研究中应该鼓励个案分析，但是提倡“接近规律问题”，“任何细微的研究都是要回归到宏观上来”。即是说，从事个别研究的目的在于提升到普遍一般，揭示规律。这项研究可以分为“什么是书法史料”、“如何解读书法史料”和“结语”三个部分进行综述，中间部分是研究的主体内容，具体包括：A、“在解读书法史料中发现微观问题，不放过每一个细节”；B、在宏观把握中寻找微观的支撑点“；C、“史料的解读要放到宏观的层面去深入”；D、“慎用二手史料，注意鉴别真伪”；共4个部分。
在“什么是书法史料”的介绍中，黄惇举出5个大类的资料：1、文献史料（包括书法文献、书画著录、史传、文人别集、笔记、谱牒、宗教典籍、地方史志、古籍的电子检索书籍、未出版的古籍、未加整理的手稿、金石文字史料等等）；2、书法图像史料（墨迹、碑、帖）；3、口述历史的材料；4、考古新发现的材料；5、田野调查的材料。这部分内容与白谦慎所讲的内容有所重合，不再详述，只需要提提他讲的一个关于“田野调查”有价值的例子：山西一位研究古代戏曲的学者，亲自调查了各个戏台子旁边的碑记，搜集了可靠的、为其它方法无法替代的种材料。在介绍史料的基础上，黄惇简单描述了“什么是微观”、“什么是宏观”以及宏观与微观的关系问题，结论是：没有微观研究的宏观，常常是空中楼阁；没有宏观视野的微观研究，常常是一盘散沙。
这次会议的五场讲座，除丛文俊的讲座较少图片和例证以外，其余四场讲座，都是从详细的材料分析，尤其是视觉材料分析开始的。黄惇谈到“在解读是料中发现微观问题，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的时候，一开始就举出自己关于金农（1687-1763）姓名的个案研究作为例证。在一般性的文献中，对金农姓名的记载一般是说：“金农，字寿门，号冬心，又号司农”，但是黄惇通过细致的阅读发现，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人物辞典》中，记载金农“原名司农，字寿门，又字吉金，号冬心”。这一微小的差异引起了黄惇的注意，他通过多方考证，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金农的作品中，“39岁前落款都为‘金司农’”；署款有“金司农”、“寿田”、“江湖听雨翁”；闲印有“金氏冬心斋印”、“与林处士同邑”。通过进一步搜集带有“金司农”签名和印章的作品，黄惇发现在金农39岁前的作品中，没有使用“金农”这个名字的记录，如行书《游禅智寺诗》轴、行草《自书诗册》之一（38岁）、行草《自书诗册》之二（38岁）的署名均为“金司农”，但是到了金农39岁时，更“金司农”之名为“金农”，字也由“寿田”改为“寿门”。通过这一例证，黄惇证明了微观研究的重要性，并由此出发，强调研究者要注意“微观中的微观”。对于后一点，黄惇讲了“以诗证史（书史）”的例子。在金农文集没有收录的一首“佚诗”《鲁中杂诗》中，有“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骋驰。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的句子，是金农评论《西岳华山庙碑》的话。通过这一线索，黄惇证明了“金农在阮元之前，就有了师碑的观念”，并进一步提出了“前碑派”的概念。他结论说：由微观上升到宏观的发现，使两方打通，再回到细节上去，发现就更多了。
说到“在宏观把握中寻找微观的支撑点”，黄惇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自己在考察“明代书法大势”的时候对朱子“字被苏、黄写坏”一语的研究。研究一个时代的“书法大势”，这是一个相当宏观的题目，但是，若没有对朱子评语的仔细考察，就无法深入理解明初书法一反宋人风气的做法。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云间派”的具体考察，结论是“明初没有云间派，它是松江、吴门两派斗争的结果”。这一研究涉及了王世贞和董其昌各自开列的“云间派名单”的比较，前者为“陈壁——沈度、沈粲——陆深”，后者为“陆机、陆云——沈度——张弼——陆深——莫如忠、莫是龙”。他认为这两个名单反映了吴门派和松江派的斗争，其中“对待赵孟頫的态度”是松江书家和吴门书家的“分水岭”，而“云间派”则是这场斗争的一种结果。
“史料的解读要放到宏观的层面去深入”这一部分，笔者认为在逻辑上与“在宏观把握中寻找微观的支撑点”这一思路正好相反，二者表现为“微观——宏观”的双向推进过程。黄惇在讲解时这样陈述：对同一段史料解读的深入决定着研究者掌握了多少信息，这种解读上的深入至关重要。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援引了自己对赵孟頫研究的成果。在研究过程中，因为注意到赵孟頫的小楷《过秦论》（拓本），于是思索了赵孟頫写《过秦论》时“为什么会有‘寂寥’之感”等问题。站在这一起点上，黄惇通分析了：1、鲜于枢对赵孟頫书法的评价；2、方回《送赵子昂提调写金经》、《送邓善之提调写金经》、《送邱子正以能书入都，并呈徐荣斋、阎靖轩、卢处道集贤翰林三学士》的诗句；3、杨载《赵公行状》；等等。最终得出了赵孟頫从杭州到大都是一种“成宗召写金字经，借径文艺以致身”的活动，是二王书法进京，杭州文化圈的书法观改变大都文化圈书法观的历程，属于一种“文化战略转移”行为[8]。黄惇说：以上史料，过去研究赵孟頫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赵孟頫不是民族英雄，但在文化传承上起了比民族英雄更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赵孟頫领导杭州文化圈完成了战胜大都文化圈的历程，很难说现在的文化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黄惇对“慎用二手史料，注意鉴别真伪”这一观点的讲解，是从胡适的名言“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和郭沫若对史学材料的解释展开的。既然“一切史料都是证据”，则“二手史料”也是，只是在使用过程中需要鉴别这些史料的真伪。黄惇谈到“史料的误用，会影响宏观判断的正确性”，并以自己研究“对联”的个案为例，说明自己放弃几则重要二手史料的原因。他还提到在使用史料是应该注意的另外一种情况：材料的真伪有时是“隐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材料本身是真实的，但使用材料时宏观思路出了问题，也需要认真鉴别。他在这里列举了“碑眼看帖”，把后世观点强加给历史，造成宏观判断失误的例子。黄惇批判了当下把魏碑看作“由隶到楷过渡期”现象的观点，认为楷书在王羲之时代已经成熟，魏碑不是“由隶到楷过渡期”的书法现象，而是一种“复古”的书法史现象。
他讲座的最后结语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四
傅申的讲座是由《故宫本怀素“自叙帖”之我见》和《书画船——舟中旅行与书画创作及鉴赏的关系》这两个极为精彩的个案分析组成的。如果说前3场讲座都是谈论“方法”的，这场讲座就可以称之为“实战”了。
《故宫本怀素“自叙帖”之我见》讲座原来的题目是《故宫本怀素“自叙帖”之真相》，开讲时改为现名。该讲座分为“故宫本怀素自叙帖研究回顾”、自叙帖真伪的技术分析、自叙帖在宋元的流传情况及目前尚存的“三胞本”现象分析、结论和馀论几个部分。当然中间各部分还可加以归并，在性质上还是由“开头”、“结尾”和“中间”三个部分组成。这一研究主要采用了对比分析的方法，其中包括显微镜的使用，等等。
傅申讲座的开头回顾了故宫本怀素自叙帖到目前的研究状况：1936年，朱家济（马衡）的结论是“疑跋真帖摹”；1982年，李郁周的结论是“帖真”；1983年，启功的结论是“跋真帖摹（钩摹）”；1986年，朱关田的结论是“帖伪”；1987年，徐邦达的结论是“跋真帖临”；2003年，李郁周提出新的结论是“全卷为文彭一手所摹（据水镜堂刻本）”；2004年，傅申的结论是“故宫本为写本，乃水镜堂之母本，非文彭所摹，下限为北宋末”；2004年，穆棣的结论是“故宫本为苏舜钦藏本（与启功商榷）”；2004年，黄惇作“驳李郁周故宫墨迹卷与水镜堂刻本的子母关系”一文；2005年，傅申提出的新看法是“北宋映写本，跋真”。在这个基础上，傅申先生展开了自己的分析。他在讲座中以大量的视觉资料作为例证，只用比较经济的语言点明问题，由此造成了“综述”的困难。本文将在一己理解的基础上，致力于“重构”他分析过程的内在逻辑。
傅申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证明故宫本怀素自叙帖是“写本”而不是“摹本”，这样，就可以排除朱家济、启功和李郁周（2003年）3人主张的“摹”或“钩摹”说。他要抓的第一个问题是“摹”和“写”的不同：1、勾勒“摹本”的笔迹在填写时难以完全重合，经常在点画内部留下一缕未能填满的白线；2、勾勒好的“摹本”在填涂时，因为填涂时的用笔难以像一般书写中那样自然地进行，所以，出现飞白的点画内部笔毫的运动方向混乱，而不是像自然书写那样，所有笔毫都有序地向前运动，譬如明代“水镜堂本”怀素自叙帖中的“戴”字，戈钩内部的笔毫运动无序；3、“摹本”因为填写速度的关系，常常显得不自然；4、“摹本”上的字有时在“入笔”处会出现“双钩交叉笔痕”；5、若“母本”有字的地方纸张破裂，则“摹本”的字往往并不补足点画，而是出现点画残缺的现象；6、其它。傅申认为：字数极多的故宫本怀素自叙帖很少留下以上“摹本”所难以避免的破绽，出现飞白的点画内部笔毫运动有序，速度均匀，可以断定为“写本”而不是“摹本”。对于故宫本怀素自叙帖上的跋语，傅申将它们与题跋作者的大量真迹作了一一对比，断定跋语全部是真实的。他还将作品的印章一一与其它真迹上的印章作了比对，证明邵叶的印是故宫本上可靠印章中年代最的一方。另外，傅申还考虑了一些其他的可能性，结论都是否定的。这样，傅申在第一步工作完成后作了如下小结：故宫本不是钩摹本，是写本；全卷绝非文彭摹本；下限为赵鼎、邵叶（1096）；宋、明人跋皆真；故宫本是水镜堂本的母本；水镜堂本依“书条石”的长度调整接缝及减刻骑缝印成九石。
傅申鉴定工作的第二个目标，是弄清这个“写本”的真伪。他的这一步工作，从考察故宫本怀素自叙帖的流传开始。他认为《自叙帖》在宋、元流传尚多，北宋至少有5本：1、苏液一本（米芾听闻）；2、苏舜钦补书本，传长子苏泌（米芾目睹）；3、苏沂摹本（米芾曾藏，并云“一如真迹”）；4、蜀中石扬休本（曾纡所记，黄庭坚据此作临本数本）；5、冯当世（京）本，入北宋内府（曾纡所记）；5、唐慤（号通叟）本（有黄伯思题跋）。到了元代，根据胡祗通、王恽、袁桷等人的记载，至少也有五、六本。根据傅申的“新发现”，目前所能见到的怀素《自叙帖》有三本：故宫本、留日半卷本和契兰堂本。通过细密的核对，傅申发现这三个本子惊人的相似，是“三胞本”。其中，故宫本与契兰堂本前六行都不约而同烂损、又都有苏舜钦“补书六行”的记载。但是在这个“写本”上面还有两个疑点，一个是“醉来信手”的“来”字，一个是“虺势入坐骤雨旋”的“入”字，都有修改或补写的迹象，他称之为“复笔”。这样，傅申就对“三胞本”的客观状态下了一个结论：1、故宫本不是钩摹本，是映写本，偶加复笔修正，故宫本不是文彭所摹，宋人题跋皆真；2、故宫本是水镜堂本的母本；3、故宫本与留日残卷本及契兰堂本仔细反复比观：a、三本快速书写的字迹（全文126行701字）忽大忽小，笔画粗细及结字完全相同，可相互套合重叠，品质亦在同一水平，难分优劣真伪；b、三本书于同年同月同日（大历丁巳十月廿八日，公元777年）；c、三本同进南唐内府，同时重装，又同时被苏耆、李建中题记；d、三本的骑缝、收藏印（包括南唐建业文房及苏氏五印）为同一套印章。
通过以上两个步骤的鉴定工作，傅申断定：此三本乃出于同一手笔经三度“映写”的“三胞本”，其中并无真迹；技法是根据统一底本“映写”方能如此接近；怀素本人一生可能重复书写《自叙帖》，但是绝无任何两本可互相套合；所以，故宫本不是怀素亲笔作品，但是无损于故宫本《自叙帖》自宋代以来的影响力。结论之余，傅申还对“黄山谷是否收过《自叙帖》”提出了自己的假说。他的结论引起了会议参与者的热烈讨论，白谦慎、黄惇、丛文俊、华人德等几位导师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主要集中在究竟是“摹”还是“映写”、以及“祖本”去向的探讨方面，笔者感觉在场的人基本上都被傅申的结论说服了。
傅申关于“书画船”的探讨是非常有趣的，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他对此只作了简单的介绍。在这个讲座中，傅申搜集、梳理、分析了古代书家的舟中行旅和书画创作、鉴赏及其关系问题。事情从“米家书画船”讲起，主体部分是董其昌在“书画船”上的艺术生活，此外还涉及了隋炀帝、米芾、黄山谷、李应祯、吴宽、李梦阳、唐寅、文征明、王守仁、陈道复、文彭、王宠、唐顺之、莫是龙、陈湄公、李流芳、董其昌、蓝英、王铎、王时敏、笪重光、高士奇、石涛、乾隆等人。最后他分析了“山行山水”、“舟行山水”和“江行山水”各自的特点和彼此的区别。该讲座配有大量的书画视觉资料，是一项视角独特，具有很强艺术史价值和理论价值的研究。
五
张鹏川讲座的题目是《美术考古与中国古文字起源研究》，内容包括美术考古的研究方法和中国古文字起源研究的状况，具体包括：美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特点和主要方法；中国美术考古学与金石学和甲骨文学；考古新发现对中国古文字起源研究的影响；结论；共4各部分。
他首先介绍了美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和交叉学科，中国的美术考古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中国美术除了一般绘画、雕刻和工艺美术外，还有书法、篆刻；中国的考古学与金石学有密切关系，它的发展是以甲骨文的发现为契机的，并由此引发了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美术考古学屡有重大的发现，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美术史的认识；美术考古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是水涨船高的关系。
张鹏川在讲座中说：“近代考古学是十九世纪兴起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是两个主要的方法”。层位学是研究考古资料的基础、判断相对年代的依据。考古层位学的主要原则是：1、不同时期堆积成的文化层及其中的遗迹和遗物，是按照文化层自下而上的顺序排列时间的早晚的；2、在区别不同时期形成的文化层时，着重辨识堆积内容的不同；3、同一文化层或同一遗址的出土物的年代会有早晚的差别，是以其中年代最晚的出土物，作为这一文化层或遗迹的最早年代；4、同一文化层或遗迹的年代，是依据该文化层所压或被压的上下层的年代来定其上下限。关于“类型学”，张鹏川指出“类型学以地层学为基础，可分为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等类型”，“类型学借鉴了生物学的一些分类方法”。他援引了俞伟超总结的“考古类型学”分析的一般步骤：1、明确层位的情况下，确定物品的共存关系；2、归纳共存器物的组别；3、按层次关系初分各组别的早晚；4、确定器别和选择典型器物；5、确定各器别内的型别或式别。关于“中国考古类型学的自身特点”，张鹏川指出以下内容：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的连贯性，一些器物延续使用的时间很长；古代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大地理区，但在这大地理区中又可分成若干大区和小区，在横向比较上，同样增加了器物类型分析的复杂性；中国古文化中，古文字有着不容小视的地位，中国考古学最初是源自金石学，并且金石学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美术考古学与金石学和甲骨文学”中，包括下列内容：中国美术考古学与金石学有不解之缘。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并由此导致了中国美术考古学领域中从事微观研究的人较少而从事宏观研究的人较多这一局面；清末民初，金石学拓展了范围，甲骨文和汉晋简牍的发现，使中国古文字研究进入了科学的境地，王国维在研究商代甲骨文时，将西方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与传统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提出和运用了“二重证据法”（文献和出土物结合），证实了《史记》对商王世系记载的可靠程度，还通过不同世次的称谓来判断、缀合甲骨片；1928-1937年，中国出土了1.7万件刻字甲骨，在这个过程中的1933年，董作宾写出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郭沫若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甲骨文研究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1949-1973年，中国共出土了5000多件甲骨；最近，在济南也发现了甲骨文。这些事件说明：“甲骨文学的发展和美术考古学的发展并驾齐驱的”。
在“考古新发现对中国古文字起源研究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张鹏川介绍了中国古文字起源研究的“概况”，指出晚商甲骨文已经具备“六书”。然后，他先后考察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远古文化的符号文字”、“长江中游古文化器物刻画符号”、“东部沿海一带远古文化的符号文字”和“二里头文化的文字符号”，给出了如下结论：1、商代晚期甲骨文已是成熟文字，应有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2、中国古文字是世界古代文字中特点鲜明的自成系统的文字；3、中国远古时期的符号文字根据使用功能可以分为三类；4、中国古文字形成的过程是由多元多源的符号文字整合的过程。
六
21日上午，是华人德作会议总结和“师生互动”的时间。华人德在总结了会议的宗旨和举办情况以后，就书法史学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见有：要“复原历史”，力求接近真实，不能借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去乱说；要注意一次性文献的重要性，这是社会发展到任何时候都无法取代的资料；要向老先生学习，养成做笔记的习惯；作艺术史研究，要经常去跑、去看实际的材料；历史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所以在研究中要注意到他们的方方面面；解读史料时要注意古人说话的语境，避免曲解；要善于发现问题，选好论文题目，个案研究和微观研究需要推进到大的、普遍性的研究；注重边缘学科和相关学科的研究，等等。
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导师们利用剩余的时间回答了学员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借鉴古代书论等一般性的理论问题，也包括一些具体问题。针对学员提出的“如何对古代书论进行科学分析”的问题，丛文俊从主、客观方面作了进一步解答。在客观方面，他认为“古今语言悬隔”的确造成了古代书论解读中的困难，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的原因则是主观的，在于有的学者不会写字或我们自身的学力不足。他说：有些学者不会写字，缺乏艺术体验，在解读古代书论时就容易出现问题，如宗白华发表在《哲学研究》1962年第1期的《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使用的材料是伪托的欧阳询“结字三十六法”[9]（P157-185）；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学力不足，在解读古代书论中，对技法理论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借鉴的少，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有的古代技法理论也有自身的毛病，譬如清代的技法理论，讲得太细，反而缺乏真正的实用性，在这方面可以举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作为例子；等等。黄惇针对学员提出的当代书坛格局问题，深入剖析了“碑帖结合”一派。他说：“碑帖结合”这个派别很难有理论上的支撑，这个提法本来是“碑派”书家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以后，转而向帖学书法寻求借鉴时提出的，但其根本立场仍然是碑派的立场，实质上是一种“不对等外交”；这一提法在实际上有很大的理论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居于两端的“碑派”和“帖派”都有很大的势力，而“碑帖结合”的努力则试图占据双方交战的广阔地带，这实际上是一个“战场”。针对学员提出的在研究过程中有那些图片资料可资借鉴的问题，白谦慎说：这方面的资料英文的较少，还是日本和国内的资料比较多。他还补充回答了学员关于“碑学”、“帖学”的提问，他说：在这方面，很多人经常提到我的《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这本著作，猜测其中的言论是反对什么或肯定什么的问题，其实，这本书的目的既不是反对碑学也不是反对帖学，而是关注中国书法的经典是怎样形成的；我引入了“无古无今”的书法指出了碑学理论的一些悖论，但碑学、帖学书法中都有我喜欢的字。白谦慎还讲到借鉴其他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他说：有本学科的方法能够解决问题，就无须使用较远的方法，譬如有的人提到模糊数学的方法，在研究书法的过程中，未必就比本学科的方法或文学的方法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不但要学习其他学科的方法，还要思考自己的学科能为其他学科提供什么方法”。作为卓有成就的碑学学者，华人德补充回答了“碑学”的问题，他说：碑学有很大的贡献，其中一个主要的贡献是促进了篆隶书法的发展，“道在矢溺”，碑学的气度比帖学的路子要广博。张鹏川也回答了学员提出的“建筑装饰与书法幅式的关系”这一问题。
结语
“2008中国苏州（相城）书法史讲坛”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书法史研究和书法美学研究的关系，也即现象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我认为白谦慎的看法值得重视的：一方面，他提出了“从事书法美学研究的人们应该重视书法史的研究”这一论断，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大家注意到考据本身的问题”。这是一种辨证的观点，与否定美学研究的立场和否定书法史研究的立场都有重要的区别。我认为：美学研究和书法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概念和概念的表象、精神与精神的外在表现的关系，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历史上，这两者还没有彼此分化和对立，而是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在当今学科分化的情况下，书法史研究和书法美学研究各自独立，矛盾开展起来，陷入一种对立的状态，这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一方面，部分反对书法史的书法美学研究者，在研究中仍然无法避免考察一种美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这说明书法美学的研究不得不关注书法史的研究；另一方面，部分反对书法美学的研究者在写自己的书法史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要书写当时的审美意识这一内容，这说明审美问题还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一个事实。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思维，实际是书法研究自身的分裂和对立。白谦慎的看法，恰恰是解决这种对立和分裂的真正方法，是概念与概念的表象之间、精神与现象之间具体的、辨证的综合。应该承认，只要有书法活动的延续，就有书法史学科存在的必然性和书法史研究的必要；只要有美感和审美意识的存在，就有美学学科存在的必然性和书法美学研究的必要。在这一点上，只存在目前各个学科做得好不好的问题，没有学科层次上相互否定掉对方的现实性。在这两个学科中，任何一种否定对方学科的行为都是对“书法研究”这个更高一级的学科的否定。所以，我认为白谦慎的看法蕴含着这样的意思：打通书法史研究和书法美学研究之间的中介。本次会议丛文俊的讲座，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努力，他在概念与现象、经验与理论的关系上，作出了深入的探讨。黄惇对微观与宏观的思考，也属于这样一种性质的探讨。通过这次会议，我感觉到一种将书法史研究和书法美学研究具体结合起来的研究趋势正在形成。
作为一种纯粹学术的努力，从去年在张家港召开的“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今年在相城区召开的“2008中国苏州（相城）书法史讲坛”，“中国书法名城苏州”举办的系列书法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很大成功，对当代书法史的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薛龙春.郑簠研究[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7.
[2] 参见，“书法江湖论坛”之“书法篆刻理论研讨”栏目.
[3] 白谦慎.汪世清先生[A].武汉：书法报，2001-05-14.
[4] 白谦慎.傅山的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 白谦慎.1886年吴大澂在吉林的文化艺术活动[A].华人德 葛鸿桢 王伟林主编.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 白谦慎.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
[7] [英]巴克森德尔.意图的模式[M].曹意强等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
[8] 黄惇.从杭州到大都[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