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芸：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问题？
这一年来，我在国内碰到很多的人和事，不断地听到同一个抱怨，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当代艺术理论。这个抱怨的对象分两个，一个是中国的美术理论家们没有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个是，我们对西方艺术的了解还很不够--虽然在做，但处于混乱状态。
首先是中央美术学院潘公凯院长对我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其实对于西方现当代艺术一直没有说清楚，比如对于西方的写实艺术（古典艺术）我们是清楚的，这个清楚是说，我们能够有明确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好的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作品。可是对于西方现当代艺术却始终没有说清楚，什么是好的，为什么好。这个工作很需要人去做。（2009年3月18日访谈记录，未发表）
还有碰到两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艺术史学者（Ms. Alfreda Murck, Mr. David Carrier）对我说：中国对于西方艺术的了解很不够，甚至是非常不够--包括理论工作者。（见《美术观察》2009年第9期）
后来有《美术观察》的王红媛编辑（主管该杂志西方艺术栏目8年）对我说：国内对于西方艺术的研究比较踏实的部分只是到60年代左右，比如对抽象表现主义，对波普艺术都还明白。但再往后的部分就不行了，虽然也不断有翻译介绍，但没有人把它们整理出一个清楚的框架，可以一目了然。而眼下似乎没有人愿意来做这个事。首先这个事很不好做，因为当代艺术理论在西方也纷乱如麻，尚未形成像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那样清晰坚实的理论体系；其次，这样的事做起来费时费工—因为它不同于有感而发的美术评论或展览前言，若要做一篇这种理论文章，没有一两个月时间是写不成的，而《美术观察》的稿费，最高一千字60元人民币，试问，谁肯做？
看上去，中国美术界面临了两个问题，一，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艺术理论体系；二，真正弄清楚西方。在我看来，应该把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换位，即先行解决“真正弄清楚西方”的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更像是一个愿望，那还是个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要动手做出来，岂不是难？而弄清西方，则要容易下手得多，因那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我们只消细心耐心把它看清楚就行。这样说并不是避难就易，而是解决我们眼下问题的合理途径：其一，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实践和理论上都秉承西方法脉，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既然学了，就得透透彻彻地弄清楚我们学习的对象究竟是个什么，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不然，只能引起西方人的轻蔑—连明白都不曾做到，遑论其他！其二，现在我们已经面临一个全球化的格局，我们若想在全球化中占据一个地位，不弄清楚西方艺术的缘由和实质，怎么跟人对话，怎么有底气说，这个你们没做好，看我们怎么做！因此弄明白我们现当代美术一直依附的西方是第一步，达到了明白的那一步，自然就能看到西方的好处和不足处—他们当然是有不足啦。于是，充实那个不足的心就生出了，这个心必定就会把我们推到艺术的前沿地带。然后，实践也好，理论也好，自自然然就要提出自己的想法了。
这样想明白了，我们就可以着手来做一点实事—真的下功夫把西方艺术弄清楚。若以西方艺术分三部分而论：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他们的古典艺术我们可以不必讨论了，因为那是一个已经清楚明白的对象。我们现在来看西方现代艺术、当代艺术。
国内对于西方现代艺术的研究，的确如《美术观察》的编辑所言，是具备一定基础了。比如，从西方艺术史开始形成现代意义的“风格”概念起，他们一系列的重要专著都被翻译介绍了。像形式主义艺术立场的开启者李格尔的《风格问题》，把形式语言在艺术史研究中推向顶峰的的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现代艺术美学的奠基人弗莱的《视觉与设计》，贝尔的《艺术》等书都被翻译了。他们的后继者美国著名形式主义批评家格林伯格的书虽没有翻译，但亦有节译和各种介绍评价文字。中央美术学院的易英教授，浙江大学的沈语冰教授，都是研究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的专家，他们对此下了很深的功夫，做下了很多令人赞叹的工作。西方艺术史论中现代主义这一部分，有这些积年的工作，是可以有个基础了。
对于当代艺术部分，重要的美国学者丹托的书被翻译了，还有南京艺术学院常宁生教授的一本翻译评述文集：《艺术史的终结？》较集中地介绍了西方学术界进入当代后的基本议题，实属难得。当然，对于西方最为热门的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研究，我们仅有这一点点东西，还是太少。然而，虽然这部分研究很少，倒一时还不构成问题。缺乏和成问题是两回事。 也就是说，尚若我们仅止于缺少，事情还好办，努一把力，把缺的，少的补上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的情况开始出现了麻烦，这个麻烦是：出于一些学者恋恋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并满心认为：现代主义艺术没有终结。就是从这里，认识上的混乱就开始了。
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和当代艺术显然是两个东西，分属于两个历史阶段。我们的学者若是认为现代艺术没有终结，这等于马上把读者领进无穷的困惑中：现代艺术若没有终结，那么它目前和当代艺术是个什么关系？它们可以算成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若是一回事，它就该有一个标准，若是两回事，就该有两个不同标准。若是两个标准，那么这两个标准如何共处？或可以共处吗？因此，只要这两个概念一乱，判断的标准都会跟着一起乱掉。结果势必是--你不让现代主义终结，它必然要和当代艺术搅和在一起，眉毛胡子一把抓。这下可惨了，我们眼下连弄清楚都还来不及，那里还经得起这样的混淆。
于是，乱象开始了，其一为：“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两个概念常常被混着用—包括在大学教艺术史论的中国教授们（这样怎么能不惹得美国人要批评！）。其二为：即使知道两者有别，但由于常常被称为“后现代艺术”的当代艺术的多元格局和对艺术边界的无限扩大，让人不好把握它的形状轮廓，因此借着倡导现代艺术没有终结的声音在，人就很乐意回到现代主义的地盘里，并严厉批评后现代主义艺术（当代艺术）：价值混乱，标准丧失。那么当然，还是坚持现代主义的好，因为它标准清晰嘛。这一来，更加没人知道，也没人说明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究竟好在哪里？凭什么这个所谓“价值混乱，标准丧失”的家伙会在西方大行其道，取代价值高尚，标准清晰的现代主义艺术。难道他们西方人全体犯傻，居然睁着眼睛让艺术任性胡来，试问，他们有那么傻吗？！
糊涂的是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史论工作者始终没有在理论上，审美性上向中国读者去解释清楚，“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它们分别基于两种非常不同的审美立场。而且，我们要集中全副精神看清楚：西方艺术从现代主义转入后现代时期，成为眼下的“当代艺术”，是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文化立场的转变，这个转变是西方艺术在二战后的一个主要成就。我们如此重视学习西方，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物给错过呢？怎么能把现代主义艺术和当代艺术往一块儿混呢？
分析至此，明眼人应该看得出了，眼下我们在纷纷抱怨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的薄弱，失语，甚至中国艺术家缺乏创造力，总在追随西方等等，究其原因，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人差劲，我们中国人是真聪明，真有创造力。问题只在于，我们皆因不曾弄清楚对手是谁（现代主义艺术？当代艺术？），那么如何谈得上攻其软肋？当然只能糊糊涂涂地一味接受西方领导了。由此看来，我们必须先来清理我们对于西方艺术认知上的混乱，给我们的战士（艺术家们）画出一张准确清晰的作战地形图—哪一块属于现代主义艺术，哪一块属于当代艺术，其强势弱势究竟在哪里，然后，中国艺术家方能有效地进入世界艺术的前沿阵地。
（本文作者：王瑞芸，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