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教授的几个书法座标
关于陈振濂教授，已经有太多的文字见诸于报刊杂志或是网络论坛，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他进行着研究和评说。但对于他这样一位身兼数职、横跨多个研究领域并长期立于艺坛学界潮头浪尖之上的著名学者、艺术家，有时确会给研究者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因此，如何评估陈先生的既有学术贡献和未来发展前景，也许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仅想对他三十余年来的书法创作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动态过程做一番梳理与分析，并以之就教于陈先生和他众多的追随者们。
座标（一）
心路历程：从教育到学术再到创作的方位转换
陈振濂教授是新时代的书法热潮中诞生的一位重要人物，一直以来，在书法教育、理论和创作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领军作用。他在创造巨大成就和声誉的同时，也伴随着争辩和批判的声音，这种情形已构成了陈振濂教授的一个固定标识。很多人看他成果多、成就高，是以他的既有成绩为对象来发表评论的，这样的看法多是静止的、平面的。其实，陈振濂教授之所以能达到今天的成就与高度，是有一个必然与偶然、顺应与选择、理性与感性、判断与吸纳的主客观相交的过程。李立中先生曾为他编过一部约百万字的《思想的轨迹——陈振濂教授学术演讲录》，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陈振濂教授三十余年来思考、探索、判断以及他的坚持与妥协、进取与退避。从1979年到浙江美院读书算起，他经历了从普通的大学书法教师到著名教授、博导的身份转换。就其于书法领域孜孜以求的心路历程来看，他也经历了几个关键阶段的成功转身。每次转身，都有一个座标性的事件或特定内容作为“记录”。
作为高校书法专业教师，陈振濂教授选择的第一件极有意义也极具挑战性的学术工作，就是关于高等书法教育体系的构建，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就是“陈振濂书法教学法”的推出。“教学法”站在学科的基点上，对高等书法的教育教学理论、内容分类与体系构架进行了学理与训练方法的再建构，打破了长期存在的主要依靠教师个人感性经验的书法教学模式。20多年前，这项书法教学成果显然让人耳目一新，甚至于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不能不承认它的前瞻性与先进性。这项成果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书法教育学成果获得国家级优秀奖和霍英东教学基金奖。在从事高等书法教育学的研究过程中，陈振濂教授系统梳理了书法“创作”、“理论”、“教育”等三大领域的知识体系，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可靠的知识基础与思维能力基础。
1988年左右，陈振濂教授由对书法教育的关注进而开始思考书法学学科构建的问题。
1990年，由他主编的120万言的《书法学》（上下册）的出版。随后的几年间，他又相继出版《书法学宗论》、《书法学概论》及书法学分支学科的史学、美学论著多部。经过反复思考，陈振濂先生提出三种不同的书法学学科构架模式并从学理上进行充分论证，对于推动书法学的学科建设和当代书法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业内学人普遍认为，就凭学科研究的成果，当代书法史无论如何也无法忽视陈振濂存在。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始，围绕书法的创作模式问题，陈振濂教授进行了一番全新的探索。他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和积极创新精神，经过严密的理论论证和反复的实践检验，鲜明地提出了“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 这一崭新的书法创作新思维，在整个书坛之上引起极大反响。在新流派新思想新观念频现的当代书坛，“学院派”堪称理论准备最充分、最缜密也较易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个书法新流派。
2000年以后，陈振濂教授开始把关注点转向书法史本身。2002——2006年，经过悉心研究，陈先生倡导起了思想严谨、学理清晰、创新点明确的“魏碑艺术化运动”，对书法线条的刻凿与拓墨之性质与现象把握，以及技法解析，形成了一整套体系性内容。其中除理论探讨外，还对具体的技术展开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功。在此同时，陈振濂教授还对“新帖学”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思考。《新帖学论纲》（一）至（三），共五万言的论文，代表了新世纪以来陈先生对经典帖学的诸多新思考。
2008年开始，陈振濂教授又选择了新的学术切入点：“草圣追踪”，力图在三年之内，对中国书法史上最具特点的狂草、大草书进行全方位解析和恰当的技术定位，目前这项探索正有序展开。
纵观这30年来的历程，不难发现，陈振濂教授的努力，是从书法教育教学研究、书法学学科建设等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进而转向对创作的集中关注。对书法创作的研究，又经历了从创作理念改革（如学院派新的“主题”理念的提出），到对创作风格流派的技术检验（如“魏碑艺术化运动”、“新帖学”、“草圣追踪”等的技术分析展开）的转换过程。如果说过去是以理论去观照创作，着力于抽象的模式、观念、意识的反省与检验的话，那么自新世纪以来，却是从作为物质的“作品”出发去看创作，注重于具体的点画、线条、书写与凿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风格、流派、技法。由理论到创作，再由创作实践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显示出陈先生作为理论家的宏观视野和作为书法家的本位姿态。
——大学书法教学法
——书法学学科建设
——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
——魏碑艺术化运动
——新帖学
——草圣追踪
30年来的书法历程，像陈振濂先生这样不断推出一个个新的研究课题的书家能有几人？拿得出如此众多品牌鲜明的思想成果，有如此学术敏锐度并具有相应的判断力的理论家又有几人？
座标（二）
厚积薄发：文人行草与榜书、题跋、简牍风
迄今为止已有上千万字著述的陈振濂教授，被外界首先认同的可能是其学者与理论家的身份。因为至少在前20年，他曾先是作为理论家与大学教授被认可的。正是他写出了第一部特色鲜明思想超前的《大学书法创作教程》，正是他全力倡导书法创作研究不能混淆于写毛笔字基础知识介绍，也正是他在近几年来呼吁关注“书法评审学”的学术研究。同时，陈振濂教授还是一位传统功力深湛，艺术风格突出的书法实践家，他曾先后在日本、台湾与内地举办过多次展览，出版过展览图录三种、大型画册三种，甚至在日本也出版过他的大型作品集。
近年，陈振濂先生又尝试书法的“专题性”创作，集数年之功，汇集金石碑帖题跋400多种，出版了有独创意义的《集古录——陈振濂金石拓片题跋书法集》，充分显示出其独到的审美眼光和综合的文化素养，这在当代题跋书法中堪称标志性成果。
陈振濂教授最为世人赏识，也被指是代表了他的最高书法成就的，是他那一手随心所欲、潇洒飘逸的行草书。即如本次展览取名曰“线条的行者”，正反映出陈振濂教授的书法具有“线”的活泼与稳定以及千变万化的表情与姿态。从二王、米芾、黄庭坚脱胎而出的陈式行草书，极其关注每一笔线条的札实与厚重，以及露锋侧锋的变化与灵动，往往信手拈来，点画丰韵、造型雅致，文化意蕴极为厚重。许多评论家认为他的书法是文人字、学者字，才情字……众说纷纭，但至少有一点是批评家们的共识，那就是其书法风度是文人雅趣的，线条表现力上内涵丰富且变化丰瞻的。陈先生被指为“线条的行者”，即表明他的“线条意识”是超乎寻常的强烈与坚定。
从2006年开始，陈振濂先生的书法创作在文人行草风度的基础上，又在以下三个方面同时进行大胆实践与推进。
一是擘窠大书。这是他的导师沙孟海、陆维钊二先生据以驰名的专擅。过去沉迷于文人雅逸书风的陈振濂，于擘窠大书并不热心。但从2006年开始，他认为要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的弱项，刻意挥写大字榜书，尤其是在2008年10月国庆长假期间创作巨幅大幛十三件，雍容大度、气势磅礴、激情四射、吞吐风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迥然不同于以往的书法家陈振濂，而且从他的《创作自白》中，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永不懈怠、孜孜以求的书法家陈振濂。
二是题跋小札。这是从上世纪八十年始即成为陈振濂教授看家本领的内容。依凭于多方面的深厚的文化素养，依凭于置身于美院之中几十年的视觉艺术形式训练，依凭于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养成的浓重的文人气质，陈振濂教授清雅秀美的金石题跋书法自然受到了书坛学界的广泛赞誉。拈笔作跋，即能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非凡才华，足以使他在题跋书法领域占据鳌头。关于这一点，一部《集古录——陈振濂金石拓片题跋书法集》就是明证。
三是简牍隶书。这是在2007年以后陈振濂教授的一个新的兴趣点。早在1996年，为提倡“学院派”书法创作，他曾创作过一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杰作。后来在一次关于创作技法示范片的拍摄时，他作示范的也是简牍书法，当时他还发表过一个新观点，认为一般理解汉隶书法，技法复杂即是汉碑，写简单了就是汉简，其实这是人们一个认识误区。他说自己努力想把简牍笔法书写丰富化。而最近的一批简牍书临习与创作的实践作品，已充分地证明了他的构想的可行性与实践的有效性。
——以行草书为“本体”和出发点，以擘窠大字（造型感强的篆隶居多）、题跋小札（舒卷自如的小行书居多）、简牍隶书（新型笔法分解）为几个侧翼的同步推进，大致可以概括陈振濂教授在近30年中书法创作实践方面的各项成就。此中，有榜书的宏大，题跋的精巧，又有对新技法（简牍书）的开拓，仅凭这些“点”的确定，已可见出陈先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范例。他的努力不但有雄厚的学术支撑；而且有非常专业的创作实践家的眼光与选择。他不是理论家动手写字，而是有着创作家的本色与专业目标的。
座标（三）
人生际遇：书法资历、大艺术资历、传统文化资历与社会资历
陈振濂教授当之无愧地是当代书坛上最有思想的书法名家之一。曾经读过他为自己的画册（北京荣宝斋出版）写的《自序》，题目就叫《“思想”的创作》，即表明陈振濂教授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主义者”。他深研技法，但希望以思想引领技法，并且不断向既有的技法规范发出“思想的拷问”。陈振濂先生之所以能为艺坛学界贡献如此丰富的思想成果和艺术佳作，应该与他从学、从艺、从教、从政的人生经历有关。
从1979年到2009年，陈振濂教授在中国美院服务了足足30年。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他的教育学成果、学科理论建设成果、“学院派”书法创作成果，等等，都是在美院这个环境中萌动、发生、成形以至于成为时代标志性成果的。作为美院教授，他对书法的创作、理论、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涉猎与研究。一个书法家同时涉足创作理论教育三大领域，而且都获得极大成功，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也奠定了陈振濂先生在书法专业领域高尖的学术地位和非凡的学术影响力。
1999年，陈振濂教授被聘至浙江大学，同时担任人文学院副院长。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学院副院长，他要面对文、史、哲等大文科的学科建设与专业问题，要面对国务院学位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国留学资助、博士学术授予点以及博导资格的评审与遴选等诸多的学术事务，这是要求他站在综合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来处理一系列问题。此外，他在浙大组建艺术学院，作为艺术学院院长，不能仅以书法家的思维考虑问题，而是必须站在大艺术的角度，兼顾到音乐、戏剧、舞蹈、影视、绘画、书法和艺术设计等不同艺术门类的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等问题。十年的工作与生活经历，造就了陈振濂先生双料的“全方位”——以一个书法专家却去适应文史哲的“全方位”和音乐舞蹈戏剧绘画设计等不同艺术门类的“全方位”。这种“全方位”的视野与宏观意识，又反过来“反馈”和“回流”到他引为终身事业的书法篆刻上来。
2002年，陈振濂教授被推选为百年名社——西泠印社的副社长兼秘书长，实际运作西泠印社社务。这种历史机遇，又使陈先生的立场与视野获得了再一次全方位调整的际遇。作为西泠印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陈振濂教授组织和策划了西泠印社一系列的学术与社会活动，促进了印学的繁荣与发展，扩大了社团的影响力。在社员中大力倡导“诗书画印”的多项兼能，又使他的创新思路得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实际载体与发挥空间。在全国艺术社团尤其是印学社团中，明确以诗书画印多项兼能为目标的，唯有西泠印社。而拥有这种文人士大夫式的“全方位”视角，又反过来影响了陈振濂教授的书法创作，以绘画的造型强势、篆刻的金石趣味、诗文的文化内蕴支撑起来的书法创作，必然是单一狭窄的从书法到书法式的创作所无法比拟的。
除此之外，影响和成就陈振濂教授“全方位”能力与素质的，还有一些因素不得不考虑。比如：
一、从1982年开始，持续近三十年的全国各类书法展览的“评委”经历，和长期在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履职的经历，使陈振濂教授能宏观认识和准确把握整个当代书法发展进程与经验得失。
二、从1980年起，长期在浙江省文联、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参与、分管省里书法创作、学术工作的经历，使陈振濂教授具有30年实际的经验积累。一方面使他特别关注浙江省在全国的影响力与定位：比如他提出的“打造书法浙军”，并以中国美院、西泠印社，“兰亭”为浙江在全国处于领军地位的三大法宝，即是明证。另一方面，对浙江书法界的业绩与问题又有清晰的认识，不盲目自大，不断呼吁浙江要有危机感，要有忧患意识。
三、从1998年至今，先后担任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省人大常委、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些政界经验与资历，以及对浙江全省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的了解与把握，使陈振濂教授能够从行政管理的层面，从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总体格局出发来思考和看待书法事业。在政协与人大等部门工作，陈振濂教授以他敏锐的眼光和非凡的智慧，积极参政议政，成为人们心目中重要的文化政策专家。这种从从政经历中培养起来的决策眼光与领导艺术，也必然会影响到他对书法的见解，比如他提出的关于浙江书法的发展方向问题、美院书法专业的办学问题、西泠印社的办社目标问题，甚至于他对自己的书法创作和学术研究方向的清醒认识与准确定位，等等，都与其在政界的经历不无关系。
座标（四）
时代定位：“有希望”与代表性
陈振濂先生无疑是当代书坛上的佼佼者。他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学术积累，足以证明他毫无疑问是当代书坛之上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名家之一。
前文从专业高度、文史功底、书法背景和人生资历等不同角度对陈振濂教授30年的书法履历进行了解剖与分析。我们认为，这些因素互为交替，共同支撑起陈振濂先生在书法界中“名家”、“大家”形象。以此来看陈先生的书法生涯与书法业绩，也许才会更为全面和客观。
书法界许多同道认为，陈振濂教授是当下书法界最有影响力的名家之一，有些甚至直呼陈振濂为“大师”。但他自己一直拒绝这样略带江湖气的谀称。他说，一个四五十岁的人，大言不惭自称大师，置古人前贤于何地？其实，有哪个真正的“大师”能是自封或少部分人他封的？其实，现在就盲目廉价地指称他为“大师”，一则有降低时代标准与高度之嫌，二则有违陈先生本人之意愿。从时代高度上看，陈振濂可以说是一个有希望有潜力成为“大师”者。他的综合能力与业已达到的高度，他的“全方位”优势，会使他成为“有希望”者，但也仅仅是有希望而已。书法家需要长期不断地学习和积累，才有望达到“人书俱老”之境界，沙孟海、林散之、陆维钊等前辈书家，无不如此。现在同道们要做的工作，是对这样一个“有希望”者不断地鞭策、激励、支持与理解，让他不断攀登不断前行，而不是廉价地吹捧与信手开河的胡侃。这样不负责任地廉价吹捧，会毁了他的“有希望”。这些是我们诚恳的肺腑之言，相信陈先生和他的“粉丝”们也不会以为大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