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借无还？捐赠失踪？于右任作品疑似被官员私藏
于右任书法作品的价格正随着时间不断攀升。不过放到20多年前，它们的价值更多在于促进两岸友好的政治意义。咸阳市三原县作为于右任故里，筹办相关的书法展当然是一项统战任务。当年作品征集与管理方式的不规范，终于显现了后遗症。借也好捐也好，作品去向总该是有据可查的。可咸阳市的两笔糊涂账却刚好相反，各方当事人都还健在，几场书画展下来，作品却奇怪地没了踪影。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26期，作者：王鸿谅，原题：《于右任作品借与捐的20年糊涂账》
有借无还？
崔德志花了许多时间来研究于右任的书法作品，这是他的个人兴趣，他出生于1932年，当过三原县副县长，离休后，还挂着一个“三原县委副县级顾问”的头衔。上世纪80年代末，于右任的书法作品成为促进两岸友好的桥梁之际，崔德志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他以书法专家的身份，当仁不让地成为这项统战工作的积极参与者。
当年搭建友好桥梁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官方出面牵头，筹办于右任书法展。可那时候的三原县，博物馆刚刚成立，还没有于右任纪念馆，展品自然只有面向社会大众来征集。三原县第一次决定办展是1987年，筹委会成立后，向社会发布了倡议书。崔德志保存了一份当年的倡议书，这份倡议书内容大意就是号召大家踊跃“捐助藏品”，“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贡献”，联系人是时任三原县委统战部部长张明理。作为筹委会成员的崔德志，不仅承担了办展的许多实际工作，还要负责对征集品的真伪和艺术价值做出判断取舍。
三原县打算在北京举办这场展览，作品征集范围也就不止于三原县。只不过史金英家中的藏品成为被征集对象，并不是因为这封倡议书，而是一次偶然。史金英是陕西省韩城市新城区五星村村民，藏品是她丈夫文向忠的家传之物。文向忠的父亲文劲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于右任相识，获赠了一些墨宝。经历各种复杂时局，文家依旧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传承下来，平时秘不示人，只在家中有新人结婚才拿出来挂一下。三原县方面之所以获知文家的藏品，是因为史金英的表妹刘仙云。刘仙云在韩城市某政府机关任职，到三原县出差的时候见过崔德志，说起过表姐家的藏品，随后崔德志就找上门来。“史金英就是个农村妇女，连字都不认识，三原县的领导坐着小轿车到家里来，这在上世纪80年代是多么隆重的情景？”史金英的律师段万金一再提醒本刊记者注意当年的时代背景，“这对史金英一家来说，简直就是受宠若惊啊！”
崔德志从藏品中选择了两幅，很明确地跟文家人说，这是为了办展览来借的，作为中间人的刘仙云也在场，她和史金英都记得很清楚，“就是借，不是捐赠”。崔德志借走这两幅字，没有出具任何手续，也没有借条，文向忠和史金英也没有胆子要字据，段万金替他的当事人总结：“那个时代，作为普通农民，谁能认识到于右任字画的真正价值？何况那些特殊年代，于右任的字画带来的都是灾难，现在县领导专程上门来借，哪里还敢要什么字据？”
展览结束后，1988年崔德志只归还了其中一幅，而另一幅，他说希望文家人能同意留在三原县博物馆继续展出，这样更有利于发挥作品的价值。作为补偿和回报，他许诺组织上可以替文家的人解决城市户口和工作等问题。这当然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条件，史金英和家人因此满怀期待。可若干年过去，崔德志的许诺全都没有兑现。其间文家人多次写信给崔德志，也收到过对方的回信，现在史金英保存下来的还有两封信，一封是1988年，一封是1993年。其中1993年1月13日这封信里，崔德志写道：“史金英女士大鉴：您的来信收到，内情尽悉。信中所述您的情况和要求，不论怎样提出，我们都可以理解。首先向您申明，我们办事有头有尾，绝对不会给任何人留下困难和麻烦。这一点请您放心。”
未归还的这幅，是上款注明了“劲民先生正”的“花竹”楹联。1989年三原县博物馆编辑的《于右任先生书展》，第一页就是这副楹联的照片。既然崔德志的许诺始终也没有兑现，文家的人当然有足够的理由索要回藏品。刘仙云也多次出面找过崔德志，她觉得实在有愧表姐一家，事情变成这样，“心里难受得很”。可不管是谁出面沟通，都在崔德志这里被挡了回来，而且他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段万金说：“以前崔德志也来过几次韩城，文家的人去三原找崔德志，他也承认这个事情，总是说会解决。到了2006年，崔德志就突然开始说那幅字不见了，愿意出钱赔偿，但只给3万块钱，文家的人当然不同意。结果到了2008年，文家的人再去找他，他却连这个事情都不承认了，只说博物馆没有这幅字了，他也记不清了，让文家的人拿当年的字据来跟他谈，没有字据就没办法。”
诉诸法律，实在是文家人不得已的选择，面对崔德志的出尔反尔，他们的焦虑很现实，就像段万金所说：“史金英比崔德志还要大一岁，2008年她已经77岁高龄，而文向忠已经过世了。当事人年纪都大了，万一有人出个意外，这个事情怕是再也说不清了。”2009年9月，史金英和家人找到了律师段万金。段万金给三原县博物馆和崔德志都发去了律师函，可博物馆方面电话告知他“从来没有见过这幅画”，而崔德志在电话中始终坚持同一个观点，拿出借据手续再来谈。立案前，段万金去了三原县三四次，也找到县政府的领导反映情况，领导指派信访局的人出面，结果也还是一样，“信访局说他们解决不了，只能打官司”。
这场官司2010年6月18日第一次开庭，史金英是原告，而被告有三个，依次是三原县政府、三原县博物馆和崔德志。段万金也承认：“严格从法律上来讲，这样的列举是不够严谨的，因为三个被告同时成为借字画主体的可能性很小，尽管在庭审中出现了其他可能的责任主体相关联系的证据，比如三原县政协统战部、三原县委，因为体制的原因，我不可能追加政协和县委为被告，因此尽管法庭休庭征询我们意见，我还是果断予以拒绝，鉴于案件的复杂性，法庭需要慎重决定，因此中途休庭。”
对段万金来说，庭审中的意外收获，是崔德志自己的举证，那份多年前的征集文物倡议书宣传册。尽管三原县政府的代理人在庭审中迅速否认这个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但段万金觉得，“从崔德志当时的身份以及这个画册年代来看，不可能是崔德志自己印制出来的”，他已经在休庭时书面申请法庭进行进一步调查，他期待着，“如果这个倡议书的宣传册经查证属实的话，那么三原县人民政府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捐赠失踪？
与史金英的官司还没有了结，崔德志又陷入到另一桩更大的麻烦，也是于右任字画，但不是1幅，而是122幅。除了他，这次身陷其中的还有咸阳市政协。事情的背景和经过，大同小异，唯一的区别在于，这122幅作品属于捐赠，而不是借。
咸阳市泾阳县云阳镇村民卓登的父亲卓敬亭追随了于右任24年，在他身边担任随从副官，收藏有大量于右任作品，这些藏品分两种，一种是于右任习字时不太满意的作品，让卓敬亭扔掉，他没舍得扔，这些没有印章。另一种是1944年卓敬亭返回老家时，于右任专门赠送的。这些墨宝和随从的身份一样，在特殊的年代让卓敬亭一家陷入困境，卓登向本刊记者回忆，“不知道被抄过多少次家”。卓家在衣柜中做了个夹层，最后幸存下来的于右任作品还有122幅。卓敬亭1966年就去世了，留下的遗言就是好好保护这些墨宝。他的妻子每年旧历6月6日就会把字画拿出来翻晒。卓登那时年纪还小，他记得的是，“母亲每次晒的时候，都会在纸上铺上床单，把它们盖起来，偷偷地晒”。
家中的秘密是卓登自己泄露的。1986年，在云阳建筑公司工作的卓登承接了礼泉烽火水泥厂的工程，有一天吃饭时“喝了两种酒，喝多了”，就跟同桌的人说起了家中的收藏，“结果水泥厂的副厂长刚好是咸阳市政府某领导的儿子，事情就传到了市领导那里”。接下来卓家变得异常热闹，“好几辆小轿车排着队来，来了就让我把字拿出来给他们看，差不多连着十来天都是这样，热闹得很”。来得次数最多的，是时任第一届咸阳市政协秘书长的路桦。当时已经39岁的卓登说他在这阵势下有点无所适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心里怕啊”。所以他很快决定，“干脆把这些东西都捐出去算了，免得再惹什么麻烦”。
122件作品是咸阳市政协开着卡车拉走的。为什么由咸阳市政协来接受捐赠，卓登完全搞不明白，“哪里敢问这么多，反正都是捐给政府”。卓登保留下的只有一份盖着咸阳市委、市政协红章的《卓登同志所捐字画简明登记》，这份记载了50大件122小件和1个笔筒的清单，除了4件字画注明内容之外，其余只登记了“单条”、“横条”或是“对联”，只有6件注明“有印”。这批捐赠品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高，咸阳市政协并没有做出书面说明。但作为回报，刚刚成立的第一届咸阳市政协，不仅解决了卓登一家五口的城市户口，还增补卓登成为市政协委员。
相应的两份文件，都保存在咸阳市档案馆。一份是“政咸办（1986）14号”文件《关于增补卓登同志为市政协委员的通知》，以及同年7月23日“政咸办（1986）15号”文件《关于解决卓登一家转为城市户口的报告》。这份写给咸阳市公安局的报告说：“泾阳县云阳镇北石窑村农民卓登，现年39岁，系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随从副官卓敬亭之子，解放后保护收藏的于右任先生部分墨迹历时数十年之久。今年4月，在市政协刘长凯主席给卓登同志反复宣传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卓登同志将于右任先生墨迹118幅（原文如此）和部分珍贵文物捐给国家。我们认为，卓登同志已做出了较大贡献，经政协常委会议通过，已补选该同志为市政协委员……为了进一步教育其他爱国人士，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建议将卓登一家五口转为城市居民户口。”
这件双赢的喜事，直到1999年卓登突然想了解一下捐赠品的去向才变了模样。卓登的理由很简单，“陆续办了那么多于右任的作品展，我也想知道有没有自己捐的东西”。结果这一问，却问出了一笔糊涂账，“政协说这些东西找不见了，不知道去了哪里”。这算是什么答案呢？卓登当然不能接受：“是我们家捐出去的东西，我想再看看总是可以的吧？”从1999年算起，历时10年，卓登凭个人之力进行的追问没有任何结果。第一届至第五届政协委员的身份又怎么样？就算他在政协会议上以提案方式提出来，也没有任何答案，现任领导说那是以前的事情，他们不了解，而退下去的老领导们，则是一问三不知。
当媒体介入后，卓登的部分捐献品在三原县博物馆现身，当时负责接收这些藏品的馆长左子军一听是记者，就挂了电话，之后关机。而现任馆长郝志科则在摄像机镜头前回忆说，“2000年5月，三原县委统战部向我们馆转来了一共58件78幅作品，其中有于右任作品39件49幅，有的在展厅展出，有的存在库房。至于这些作品的来源我们不清楚。”县委方面的经手人中就有崔德志。在6月24日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之前，崔德志还是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只不过地点都要约在三原县委的办公室里。他说这些都是1991年那场展览之后留在三原的，因为市政协欠了他的办展费用，所以他就扣下了这些作品，以前是保存在统战部的库房里，后来库房要拆，就放到了自己家，家里失窃了几次，就把一部分送到了博物馆，还有一些在县委的几个老工作人员家中。至于为什么要保存在私人家中，崔德志也理直气壮，“更安全”。他也会迫于媒体群访的压力，打电话让人从家中取出卓登捐赠品中的17幅《千字文》，但展示过了后，依旧会让此人拿回家中。陆续从报纸上读到这些消息的卓登更加想不明白：“我捐给政协的东西，怎么可以放在私人家里保管？”
就算三原县博物馆里这39件49幅于右任作品全部来自卓登的捐赠，加上17幅《千字文》，那么依旧还有66幅字画和1个笔筒不见踪迹。当年那122件作品进入咸阳市政协之后，到底经过了怎样的转手，现在居然没有相关人员能说得清楚，也找不到赠品的其他相关记录，当年政协负责字画保管的赵素娥说辞前后不一，她不肯与本刊记者面谈，只肯在电话里做简单回忆，她先是笃定地说这些字画先被送出去装裱，拿回来之后装了5个箱子，都保存在政协里，后来因为1991年要去深圳办展览，拿了出去就再没回来过。可过了几天，她却又说，“事情过得太久，不记得了”。连当年所有的经手过程是否有记录，她也说“不要问了，不记得了”。她不记得字画到底是送到哪里去装裱，也不记得到底是装裱之后就不见了，还是展览之后才不见的。这个时间点的关键之处在于，受捐和装裱是第一届政协任期内的事情，而1991的展览，在第二届政协任期内。
第一届政协主席刘长凯已经去世，第二届政协主席沈树森已经79岁，跟崔德志是中学同学。他对于崔德志把矛盾推到1991年的展览上非常愤怒，在他看来，这和卓登的捐赠品失踪“完全是两回事”。沈树森有肺病，每天要在家里吸氧6个小时。6月24日下午，他躺在床上吸氧的时候，一群记者结伴而来，几个摄像机对着，让他经历了一次很不愉快的群访。他在记者们走后，才想起自己应该愤怒：“人都是有尊严的啊，采访当然可以，可我躺在床上那个样子，一来一群人算什么？”
沈树森是1986年7月从渭南调到咸阳当市委书记的，1990年3月才正式到政协当主席，他说自己“从来也没有经手过卓登捐赠的藏品”，1991年的展览，是省、市、县三级政协联手办的，沈树森回忆，“其实最初是想去台湾办展，决定先在深圳办个预展，四处征集展品，兰州政协和上海政协也都贡献了展品”。崔德志是代表三原县方面来办展的，是“征集组”的负责人之一，“主要任务是征集、保管、审定”等方面。沈树森记得，“他去兰州征集展品，还是我派的车陪他去的”。最初的预算是10万元，由三级政协依次按2∶2∶1来分担，但沈树森记得：“最后实际到账只有3万元，省里1万元，市里2万元，可我们很节省，最后这些钱还剩了3000多元。”深圳的展览为期3天，沈树森记得：“只上过一幅卓登捐献的字画，而且只展出了大半天就被换了下来。”
在沈树森的回忆里，展览结束后，崔德志扣下了许多展品，“不仅有市里的，也有省里的，他就是想多要钱，我跟他说，征集作品的费用可以报，拿发票来，他拿了票的我们都给他报销了，可他还要多要8000元，这就没有道理了”。后来省领导发了脾气，崔德志就把省政协的东西还了回去，但作为市政协主席的沈树森并没有这样较真，原因有两个，“市里的东西，崔德志个人也不敢怎么样；而且涉及卓登的那部分藏品，并不是从我手上出去的，要收回来，也不应该是我来发脾气”。
说来也巧，122件于右任作品失踪的消息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刚好就是在史金英那场官司开庭的同一天。咸阳市方面在随后几天也终于有了行动，警方正式介入，并且在6月24日将崔德志带走了一整天做调查，也将收藏在私人家中的部分于右任书画收回，可是目前寻找回来的字画数目究竟有多少？截止到本刊记者发稿时止，警方并没有公布。对于卓登来说，他已经无法像史金英那样，用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索要自己当年的藏品了，因为他的字画是捐献，而不是借，所有权已经完成了转移，不再属于他了。他只是怎么也想不通：“这些东西到了市政协以后，怎么就会找不见了？很简单的事情，怎么查起来就这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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