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大字之祖《瘗鹤铭》有望出水
六朝时期《瘗鹤铭》被称为“大字之祖”、“碑中之王”，书者一直是千年之谜，也有猜测是王羲之。
《瘗鹤铭》残片
焦山摩崖
历代书法家、文人墨客推崇备至的六朝时期《瘗鹤铭》，本镌刻于镇江焦山后山的岩石上，唐代时被雷轰崩坠江中，原文160字左右，在清代打捞出93字。相隔数百年，昨天下午2点半，镇江市有关方面正式启动打捞《瘗鹤铭》残石。
《瘗鹤铭》残石“情结”
镇江历史文化在六朝时期发展到新高峰，其中以“大字之祖”——《瘗鹤铭》石刻为代表的书法艺术，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中的宝贵实物资料。《瘗鹤铭》原刻于焦山西麓栈道崖壁之上，是古人为葬鹤而写的铭文，约在唐代后期坠落江中。清康熙五十二年，闲居镇江的苏州知府陈鹏年曾募工打捞出5方《瘗鹤铭》残石，共93字。经历代专家考证，《瘗鹤铭》原文应在160字左右。
自此，《瘗鹤铭》残石的打捞成为萦绕在学术界的一种“情结”。1997年，镇江博物馆和焦山碑刻博物馆联合对《瘗鹤铭》残石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古、打捞，发现了“欠”和“無”二字。据焦山碑林博物馆馆长丁超介绍，恰逢北湖水利工程顺利实施，长江水位较浅，给寻找《瘗鹤铭》残石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书者是谁已成千年之谜
“北有《石门铭》，南有《瘗鹤铭》”的说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由来已久，被称作“南北二铭”。自宋代《瘗鹤铭》残石被发现以来，雄视书史千余年，历代书家均给予其高度评价，对它的时代、作者、思想艺术性等方面的研究、探讨、论辩一直没有停止过，且至今未有定论，成为千古之谜。
瘗（音yì，第二声，音同“以”），乃埋葬之意。瘗鹤铭，即葬鹤的铭文。相传《瘗鹤铭》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为哀悼友人所送一对仙鹤而书。乾隆当年登焦山观《瘗鹤铭》时，曾说“非晋人不能”。皇帝开了金口，“永垂定论”。而宋代的欧阳修、沈括等人则认为该铭文是唐朝诗人顾况所为。其次还有王瓒说、皮日休说等等。由于铭文通篇是道教口气，又有许多学者认为是出自南朝梁代道首陶弘景的手笔。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研究员邵磊表示，《瘗鹤铭》不会出自大家，而是当地的一个无名氏。
原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认为，不管《瘗鹤铭》的作者是谁，它在中国乃至世界书法界的地位不可动摇。但当地地形、河道的变化，令打捞有很大困难,不一定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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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瘗鹤铭》，大字摩崖，南梁天监十三年刻,署名为“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正书。”这里一篇哀悼家鹤的纪念文章，内容虽不足道，而其书法艺术飞逸灵动,历来备受珍视。碑文存字虽少而气势宏逸，神态飞动，读之令人回味无穷。用笔撑挺劲健，圆笔藏锋，体法从篆隶中变化而来。结体宽博舒展，上下相衔，如仙鹤低舞，仪态大方，飘然欲仙，字如其名，表里一致，堪称书法杰作。北宋黄庭坚认为“大字无过《瘗鹤铭》”、“其胜乃不可貌”，誉之为“大字之祖”。宋曹士冕则推崇其“笔法之妙，书家冠冕”。此碑之所以被推崇，因其南朝时代书法气韵，特别是篆书的中锋用笔的渗入；加之风雨剥蚀的效果，还增强了线条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韵味。
该书作者曾有争议,宋人黄长睿考证它为梁代陶宏景所书。另一说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还有以为唐代王瓒、顾况所作，后被人镌刻在镇江焦山后山的岩石上，因被雷轰崩而坠江中。至宋代淳熙年间（1174一1189）石碑露出水面，有人将它从江中捞起，仍在原处竖立起来，许多人前来观摩摹拓，有的甚至凿几字带走，学者们也来研究它，因而远近闻名。不意数十年后，其碑又坠入江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由知府陈鹏年募工再度从江中捞出，粘合为一，仅存残字九十余个，移置焦山观音庵。现在，在宝墨轩仍有《重立瘗鹤铭碑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