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家评邱世鸿新著《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
编者按：邱世鸿新著《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四十万字。该著原文是在南京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写，指导教师黄惇先生，得到诸位师兄弟的帮助。在答辩时得到常国武、王星琦、周积寅、季伏昆等先生的指点和建议，毕业后稍作扩充而成的专著。全过各地朋友在阅读后直抒己见，大胆批评，对我启发很大。古人曰：“学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当为真谛。今汇集和整理诸位友朋之评，略有删改，以飨读者。有些题目为作者所加，意再醒目。
《创作与理念——书法创作的审美体验》邱世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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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云斋书法文集》邱世鸿著（中国当代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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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书法的艺术精神》邱世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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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世鸿先生书法篆刻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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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畅通 才气过人
孙洵（著名学者、理论家）
读邱博士论文有感如此：（注：孙老看完初稿后所写）
一、文笔流畅，体例比较缜密、严谨，使一篇论文统照在一个“大人文氛围“中，走向是科学的，有条不紊，沿丝合缝，能自然成一体系。前后呼应比较好；
二、总的看，“绪论”写的好，有提纲挈领、化龙点睛之笔。能妥贴地切如主题，如“思想转型”直揭书法艺术精神，切入点准确，铺展也就顺畅；紧接着宋代理学，其在儒家思想史、发展史上也是个“里程碑”；后人之所以称朱与程为新儒宗、新儒学，并另立“理学”这个构建，您拟的好，说的也透彻。
相对言之，禅隐思想的产生与理学，事实上，是一件事的两个侧面，只能论述如此，太多太冗赘，会跑题。在这个基础上“直捣”北宋理学与文人诗、词、书、画理论的关系，就显示出作者的思路是对的，目的也在于此。
三、与上次我读“浙大”一博研论文，相形之下，足下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这两关是过硬的。比较年前，洵更了然。丘若，四川才子也。
文化即历史、文化即人生
张金梁（吉林大学文献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书法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的重要象征，正如不同朝代的文人行为习惯一样，要受到朝廷政治、社会文化和时尚风俗等多重影响，这正是在不同朝代、时期产生不同书法风尚的重要原因。世鸿兄的大著《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正是抓住了这一规律以理学作为切入点，来对宋代书学进行挖掘研究的，并且取得了矫人的成就，简而言之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以“文化即是历史、文化即人生”的为宗旨，将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多方位探讨交叉研究，来铨释宋代理学转型与书论演进的特点。居高临下，源流分明；
二是在搜集整理大量文献的基本上，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结合，对两宋书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寻找出了南宋书论具有重大转折的内在原因和发展规律。同时又对地域书论进行挖掘，发现了“理学书论”关照下的“蜀学书论”、“洛蜀会同”等理论的异同，纵横挖掘多维思考，成果立体；
三是通过大量的研究实证，揭示出了“理的渗透与高悬，作为宋代学术风气的集中体现与突出标志，内化为宋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范畴，也表现为宋代书论根本特征的形成基点，”“在创作及其理论中明显可见，这正是区别于唐代以前书风的突出特点”。对理学关照下的宋代书论进行了科学的抽绎升华，理论上成一家之说，颇具学术意义。由此相信：世鸿兄大作的面世，嘉惠艺林，自不待言。
大视野与小考究
曹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重庆书协副主席）
书法研究的角度与水平，既依赖于研究者的已有学养，又需仰仗研究者的才能与眼光，即需要“学、才、识”三位一体的合力作用。世鸿兄学自中文，饱读诗书，其诗才是早已被书界所知。究其学术研究，前有基于魏晋书法精神的讨论，大有名士认祖归宗的意味；今之“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更有由书法而直探儒学本源的考量。
近年的书学研究，跳出书法本身研究樊篱，从儒、释、道等层面或者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美学等角度对书法进行讨论，逐渐得到书法研究者的重视。白谦慎关于傅山的研究、高尚仁关于书法心理的研究等等都是成功的范例。从研究角度而言，世鸿的博士论文《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是具备这种大文化视野的。其选题或许得益于多年前先师徐无闻先生关于宋代书法史研究的提示，或许受到黄惇师有关书法文化圈研究的启发，或许直接源于他对于中国哲学、文学多年的兴趣。
不过，大文化视野中的书法研究往往容易出现两个偏向：一则以哲学或者其他学科知识与书法史实生硬拼凑，名为研究实为拼盘，少有学术意义；二则不顾书法史实，以哲学或者其他学科知识直接硬套于书法头上，结果是空头哲学家臆说书法，失却学术价值。世鸿兄敏于感性，善于思辨，其论文基于对儒学尤其两宋理学的较为深入的理解以及对于书法艺术多年的浸淫，具有书法史论微观研究所缺乏的宽广视野，又具备一般宏大叙事所无暇顾及的书法根基。因此，纵使世鸿对于两宋理学的诠释还有可待深入之处，但他就理学对于书法影响的揭示可以说是直探宋代书法史内核的。就此而言，他的研究就不只是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对于宋代书法史研究也是极具价值的。
积学成妙悟 萧散出精神
姚义斌（东南大学博士后）
邱世鸿先生的又一部大作——《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是他的博士论文的延展，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略有增删而成的专著。展示了近年来他在书法创作和书法教学之余，在书法史研究上的新方向和新成果。
中国自东汉崔瑗《草书势》以来，历代论书者不知凡几，但是将书法的嬗变与思想文化之理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就我所知，尚少其人。究其原因，或者是因为学术专长的差异，所擅不在于书；或者是因为学术视野的局限，就书法而论书法；或者因为著作体例的限制，见解不得发挥。无论原因为何，总是书法史研究上的大缺憾。
这部著作，则正是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尝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填补了书法艺术史研究方式上的一个空白，同时也填补了两宋书法艺术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者在运用这种方式研究两宋书法史的时候，确实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提出了一些新的方向，比如“蜀学”和程朱理学的关系以及蜀学书论对于两宋书法的影响，历来的思想史研究者都注重程朱理学而轻视蜀学之功，在书法史研究中注意到苏氏父子的地位却忽视了苏氏父子等人所处的蜀学环境的影响。我认为，这部专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书法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紧密结合。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作者在讨论书论的时候绝不以书论书，而是将书论放进当时的思想史大环境下进行考查，分析流行思潮对于书法的影响，兼论其渊源走向。论及具体问题时，对前人的见解多有引述，但又不人云亦云，而是在其基础上，另辟蹊径，提出自己的观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独创性。
（二）史料翔实，内容丰富。作者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认真梳理了两宋书论和思想史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详审取舍。上自两汉，下至明清，历代书家观点评说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不见刀削斧斫之痕，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勤勉于学术，笔耕不辍，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作者良好的学术渊源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三）语言精当，文字流畅，使人读之如饮甘醴。例如，“神者，为心灵之所，手者，为运用之具。书法之巧拙，自然在乎心之思致，而非手之挥运。”“山谷对人物画则称‘韵’，对自然化则称‘远’，韵即能远，远即能韵，二者基本精神上一直，这若不和佛道思想糅合起来，开阔心胸，必难以成此伟论。”类似的句子在文中比比皆是，不仅句读工整，上口易读，而且作者对于书法艺术的理解也卓然其中，颇有启发意义。
因为博士论文严格的格式规范，几成“八股”，所以凡由博士论文而成的著作，莫不带有“八股”的痕迹。这部书也不例外，从“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一直到“余论”，都是按照博士论文规定的路子走，但是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并不影响作者发挥他的语言才华和对书法艺术的独到见解。那些灵动的句子和隐藏在句子中的艺术感悟，如同夕阳下的粼粼波光！
翻开书，便可以找得见。
思想的创新更有意义
梁 继（吉林大学硕士、鞍山师范大学副教授）
六月，世鸿先生寄来了他的新著《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书很厚，装帧也很精美。他要出这本书，我很早就知道，同时很早也想知道书会是什么样子。理学研究，作为一个命题不算新，而当代研究宋代书学且有成就的学者更不乏其人。而引我关注的是将理学和宋代书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这个命题应该说是有创新意义的。
一般说理学，马上会反映出“程朱理学”，作为代表性人物的程颢、程颐、朱熹，他们主张“理”是社会的最高范畴，究其内里，程朱所主张的理学所反应的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思想观念。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作为一种观念，理学讨论的问题集中在本体论、心性论和认识论三个方面。而围绕这三个方面讨论而产生的思想观念，对于宋代艺术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意义无疑是十分巨大的。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推演，时代政治文化影响了人的思想认识观念，而这种思想观念势必会影响甚至决定认定书学观念。关于宋代书学思想，有以文化背景讨论的，有以制度为背景讨论的。以理学为切入点审视宋代的书学观念，在视角上则是全新的，其学术意义也就在于此。而著述中围绕“蜀学书论”论说，显然也是创新之一。至于论文的钩沉索引，思辨睿智则是作者考订和文墨功夫的体现，相对而言，思想的创新更具意义。我以为，《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对开拓当代书学研究的思路是有启示意义的。
世鸿先生先后师从徐无闻、黄惇先生。有大家的亲炙，辅以自己的艰苦努力，获得成绩自然在情理之中。徐无闻精于古文字学和先秦书法史，邱世鸿以《魏晋书法的艺术精神》为硕士论文。黄惇精于元明书法史，世鸿又以《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为博士论文。世鸿作研究并不侑于老师的研究领域，而是能有所拓展，有所出新，这实际上是对师门学术的最好的光大，也是能够有所创见的思想根源。
明确的表述 宏观的把握
向黄（四川成都书画家，四川书协理论委员）
丘若兄的文字，从文章到诗词、散文等，我也读了十余年了。本来依丘若兄平日的行文习惯应当是一气呵成，读来才有过瘾的感觉，这部书我的体会却不能这样读，应当是慢慢地读，细细的品。为什么呢？我觉得这部著述对于今天的书法创作理念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指导作用。
按理来讲，从汉唐到两宋似乎书法创作到了头，但是书法的创作在宋代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了书法史的一座新的丰碑。从人物来讲，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等彪炳史册的伟大书法家。从作品来讲，有满誉天下的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以及《松风帖》、《蜀素帖》等等，让今天的人都感到不可企及的艺术魅力的艺术品。从理论研究来讲，独具时代特征的在理学观照下的两宋书学书论不仅丰厚，而且泽被后世。还有影响书法近千年的《淳化阁帖》的镌刻，对于书法的传播与发展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成果决不是单单只靠纯粹的实践活动就能解决的，也是不能从单一的角度来解释的。从理论上来讲，宋人关于书法艺术的种种理念，直到今天都影响着人们书法审美的基本观念。这个问题一直让我感到说不清楚，却又想说清楚。丘若君的这部书给我了一把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丘若兄之《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一书，从一个历史研究的宏观角度出发，从历史上五次文化转型的演变对文艺思想的影响及衍变追溯开来，通过对理学这一哲学思想在宋代文化的产生、发展、衰落的演变过程中，对书法艺术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以及对书法人物在理学思潮流变的过程中的书学思想，及其创作行为做了非常细致而生动的微观研究。
他在书中指出“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思辨化，正因如此，作为宋学核心构成的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成了‘理学书论’”，它的“正面影响是对书论的理性化进程有着一定的推动力，追求理想人格和道德自律，疑古和辩证法思想无疑是书论中的积极因素”。也指出它的“负面影响则是过分追求伦理内涵而忽视形式价值，促进了‘馆阁体’等的泛滥，影响了书法创作理念和书法审美批评标准，尤其是伦理批评标准。”他看见了宋代书论的真正价值是“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观念学说上，而是在于超越其上的深挚的人文精神之中。这种精神价值是最值得我们今天加以承传与重构的，也是使中国古代书论‘活’起来的根本所在。”理学之于艺术的重大影响，主要还是在于艺术批评。作为中国艺术批评的三种形式之一的“伦理批评”，它的完成是在南宋，也是从此以后成为“中国美学批评中比较重要的原则”。 但是作为一种文艺批评方式，不可避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伦理批评”它的消极影响，近代以来受到了整个中国文化界主流猛烈批评，以至于走到极端的地步。丘若兄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不容否定，尽管理学有诸多的缺点和局限，但在人类思想史的划时代意义却是不可忽视的。”他认为：“理学书论在培养当今书法人格方面还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提倡‘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强调‘人品淘汰’和‘文化淘汰’，就是对那些不学无术、人品低劣、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书法家的当头棒喝。”当然，《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一书的另外一些特点是：
（一）要言不烦与言简意赅相结合。当行文中需要将一个问题讲清楚时，尤其是一些与今天不太一样的概念，丘若兄总是要言不烦多次举例说明之、阐述之，让读者不至于一头雾水而使文字不至于掉入自言自语的状态。如第二章第三节之第三条“‘法’与‘意’”中‘意’的解释，他从《说文》开始到诸家释义，一一阐述。但是在需要言简意赅的时候，一句说明之。在讲解‘法’与‘意’的关系时，这样写：“宋人欲以己意解经，亦欲以己意解书，强调书为我，用以意驭法。”句法简练，读来印象深刻。
（二）考释备注与主题阐发相呼应。研究书法，以示读者，文献的引用必有来处。但是，不同于一般引用者，丘若兄是把考释备注与主题阐发结合起来，互相呼应。比如在讲到“苏轼书论的理学思想” 时，在谈到苏轼屡遭贬谪后仍然乐观的心态，所引朱靖华之《苏轼论》、冷金成之《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文字时，所叙文字暗含对苏轼的评价。使读者感到著述者的热情。
（三） 畅快流利与朴茂凝练相辉映。理论文章一般让人敬而远之，主要的原因行文生硬、抽象大于形象，读起来常常了无生趣。丘若兄的文字总是让人感到一种热情，行文畅快流利而富有趣味，使人越读越想一气读完。本书除了他一贯的风格外，还有蕴含在结构章法、遣词造句中的朴茂凝练。这是与他的其他著作不一样的地方。
总之，很高兴地读了丘若兄的新著，这是他的博士论文的扩展。拜读之后，解决了我心中的一个想说清楚而又说不清楚的问题。
（戊子晚秋于西蜀雍婴堂灯下）
文化深层书学研究的拓荒之著
胡湛（中国书协学术委员、河北书协理论委员会主任）
2008年9月丹纳《艺术哲学》称：“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时代精神与风俗就是时代文化和社会背景。无疑这是一个从宏观观照的角度研究艺术品、艺术家、艺术现象的方法。邱世鸿新著《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以下简称《理学书论》就是这样一部从分析宋代时代文化精神——理学入手进而阐释宋代书论及书风的力著。拜读中不禁为作者敏锐的选题，深厚渊博的视角，扎实细致规范的治学作风所振奋，感佩。该著堪称是一部开创性拓荒之著。他在绪论中对此作出了明确表述：“将宋代书论置于中国文化的母体中考察，揭示书法与文学、哲学、美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的横向联系和相互影响，再从历史变化的大背景中，探索书学理论在文化思潮变革中的消长轨迹，从而把握书论嬗变的规律及其对画论、文论、诗论、词论等的影响，以期发现新的理论支点，这是本文的目的。”“研究两宋代书论在理学观照下的嬗变特点，可以更好地管窥中国书法的艺术精神特征”。可谓开宗明义，有的放矢。
《理学书论》注重从书学自身发展逻辑与思想文化发展的递变交叉共生中展开研究。他说：“理学书论是理学影响圈与书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是为理学文化。”“我们可以说，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思辨化，正因如此，作为宋学核心构成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成了‘理学书论’，它的典型特征是书论的哲理化、议论化、伦理化。”理学作为儒学于宋代的历史转型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道”的普遍重视前提下，对待“文艺”的态度，即“文道”价值观及其关系的处理。这些学派文道观的异同，又最主要地表现为以“洛学”为代表的“重道轻文”和以“蜀学”为代表的“文道并重”观的对立不同。而最终以欧阳修所奠基、苏轼、黄庭坚发展成熟的“蜀学”，成为宋代士人所乐以接受的并促进了宋代文艺发展的时代风尚。二程的“洛学”走得过远，具有“合理的不合情”的迂腐倾向。而欧阳修、苏轼的蜀学“文道并重”则“合理又合情”，有利于道的传播与艺的发展的特点。对此作者阐述道：“蜀学以文艺的形式传达儒家义理，与洛学等仅靠理论的传播来宣传儒家义理显得更为成功。”此语不乏新见。他又说：“洛学属道学范畴，非孔子之道不学，多从伦理意义论道。蜀学会通三教，直接原始儒学的精神，实际上真正代表了理学时代的精神”、“蜀学的儒学观体现了新儒学的理性精神。”而“蜀学书论以其丰富的理论修养和高超的书法实践，成为北宋书论的代表，成为宋代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苏轼书论的剖析，指出其书论中的理学思想主要有：“以书观人鉴赏论”、“道艺并重修养论”、“以理学书的方法论”、“以平淡自然为尚的风格论” 、“以书适意的创作本原论” 、“贵通其意的辨证思想”。而其通过概括归纳又指出了蜀学的“重理明道求理趣、修身进德为养气、读经积学谈义理等理学观念”的典型特征。
南宋偏安江左，书法创作主要为北宋书风的延续。许多治书法史者，往往将其忽略，或一带而过。姜澄清《书法文化丛谈》、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陈振濂主编《书法学》简单论及朱熹等理学书论观念，但只孤立而论，未作与北宋理学与书论发展之联系。而邱君《理学书论》则依据理学及理学书论的发展逻辑，指出南宋理学具有“洛蜀同会”等集大成特点。其不仅影响了宋代的书法创作和批评风尚，也影响了后代元、明、清书法创作及理论批评风尚。朱熹可谓“二程”理学的嫡传，是理学集大成式人物。但他又是一名造诣颇深的书法家，他“会同洛蜀”观念提出了“文便是道”、“文从道中流出”的思想观念。魏了翁也是一个被众多治书学史者所忽略的人物。但他却是宋代蜀学的集大成者，其对完成蜀学的义理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朱熹和魏了翁为代表的“洛蜀同会”思想最终实现了理学书论的凝定与成型。可贵者作者对理学书论的影响作正负面思考：正面影响有：疑古的辨证精神，尚理的理性精神，尚学重养胸次的品格精神，三教融会的思想方法，以人品论书品的批评风尚，诗书画印艺术的全面修养风尚等；负面影响有：自由人格的丧失，创造精神的削弱，进取精神的缺乏，形式价值观念的淡化等。这些影响不仅止于两宋，其对元明清书学及书法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如赵孟頫的“则古正源”、郑杓的“书有九德”，明项穆提出“人正则书正”等道统观念。而具体到书法创作则表现为“乌、光、方”，了无个性“馆阁体”的出现、帖学的衰落等。这些多为他人所司空见惯而未谙其因的事实，被丘君指出，可谓发前人未发之说。而作者为便于读者更准确地明了书中所涉各种理学、书论概念，又于书末专列三十六条语汇释义，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方法和理性精神。作者在最后谈及理学书论对当代书法之意义时说：“理学家的哲学观与书法观，对于我们当代书坛‘纯风化俗’还是有帮助的”。我们有理由进一步认为其对当代书法过分的“功利主义”“、形式主义”浮躁之风确是一剂良药。而这些观念又与我们共同倡导的新文人书法有许多可相承发展之处。2007年于石家庄召开的“全国新文人书法研讨会”邱君参加交流的论文《“文道并重”与新文人书法运动》则是其优良思想在当代的贯通运用。而邱世鸿作为当代学者型书家勤于文化、人格修养、书学、创作耕耘，则正是继承这一传统优良成分的身体力行。此著具有开创拓荒和填补空白之功。
以哲学的高度去研究
吴又华（广东职业书画家，评论家）
收到邱世鸿君寄来他的新著《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有些日子了，近日得空粗略通读了一下，觉得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之所以这么说，全因近年来看过不少书法艺术方面的理论书籍，但鲜有让我感觉有多少嚼头的。正因此，当我静下心来面对《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时，心里感受最为强烈的便是作者是从哲学的高度去研究书法艺术理论，这，相信每一位从事过或者正在从事着书法艺术理论研究的同行，都会十分清楚其中的难度。
通读《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全著，从绪论到余论共九章三十八节，我觉得其中作者在第四章（宋代蜀学书论的理学精神）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因为，全章细分5节对宋代当时蜀地书学发展的研究可谓做到了“收集全面、重点突出”，同时还做到了从人文思想的高度出发到深入窥探理学内核去进行剖析当时当地的书论发展，这一点，相信仅仅是以哲学的名义是无法得出令人满意和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的，相信也是非书学修养和哲学修养都极具深厚功力不能为。或者，在物欲横流的当下，面对如此艰难和艰巨的课题研究，也许亦只能由我所了解的邱世鸿君这种身为学界才子和颇具家乡情结的蜀人才能完成好吧。
（吴又华于美丽的花城闲话）
稳足书坛 川人骄傲
曾德宏（四川宜宾学院副教授、书法家）
早先，他在西南师范大学徐无闻先生门下问学之时，就已经引起我的关注。1991年，邱世鸿到贵州师范大学任教，又常有动静见于报刊。2003年，他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后，我频繁地见到关于他的书法教育、书法理论研究、书法创作、书法组织等方面的立体报道，令人欣羡不已。
邱世鸿是当前接受书法专业硕士、博士教育最具创造能力的研究生之一。毋庸讳言，近十多年来产生的书法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多数只是外语水平过关，书法专业水平一般，书法理论修养将就而已。要希望书法硕士、书法博士来引领中国当代书法创作，基本上不现实。而邱世鸿以其实际的学艺，改变了我对这一个群落的看法。他的《创作与理念———书法创作的审美体验》，图文并茂，表现出了一个书法家使用工具和材料、驾驭笔墨技巧、善于谋篇布局、精于字法处理的很好的创作思想。认识先行，理论指导实践，用自己的作品说话，是他这部著作最明显的特征。相较于只会引用古代名家作品说话的人来说，他的这部书，让他的学生和书法界的朋友们都感到亲切。 他的诗歌出入唐宋格局，韵致高古，有李杜遗风。我只能推想作为唐宋文学和书法教育双料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徐无闻先生，在不知不觉中，将他在两个方面的优势，完全地传递给了他生命里程里最后的学生。邱世鸿的诗歌，既得杜甫的写实，又有李白的浪漫，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诗化。从他的诗歌里，我们读出的是他自己的历史，读出的是他自己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才情。称得上诗人的邱世鸿先生，他高出于时彦的修养，必将成就他成为一个高明的书法艺术家。
邱世鸿的书法理论研究，系统、科学，深得桐城要领，辞章优美，考据翔实，令人信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并重，主体意识和边缘话语结合，用全心的视觉，对宋元历史转型期的文化语境作出比较客观的价值判断。洋洋洒洒，四十余万字，不务空谈，唯尚考订，甚为不易。
仅以书法、诗歌、书艺理论，足堪邱世鸿稳足书坛，为时流楷范。然而他还身怀多种技艺在身，治印、刻字、绘事等等，皆有可观，岂是我辈可及者也？他长我一岁，而技艺与修为高我十倍百倍。我称他是我们川人的骄傲，非虚语也！
世风所向 刻意为之
吴川淮（陕西西安《艺术界》编辑、书法家）
邱世鸿君从理学角度研究书法为我们打开着一种新的视阈，也是一种新的视点。从直观上看，理学对书法的影响是一种潜在的框定。它在无形中影响了整个宋代书坛。在我们过去对书法史的研究中，书法本体研究的多，书法外在的因素研究的少，邱君的研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我们已经习惯而笼统的认为“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而实质上，“宋尚意”就是崇尚的理学，不过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很复杂的，好在有邱君此作，为我们打开了这个视阈，那让我们以此为点，重新思索一些已经成为我们头脑“定式”观念，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发现，如果如此，将是这本书另外的收获，也使它获得了更大的意义。
独辟蹊径 填补空白
张兴明（宜宾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生性喜欢思考，不爱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的世鸿兄，由文学及书法，由书法而理论，又蒙徐无闻、黄惇诸先生指授，在前人丰富积累的基础上，以洋洋洒洒而条分缕析的40万言，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再次增删，写成《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一书。在寻绎古人遗迹的过程中，摸到了历史的温度，发现了很多秘密，因而具有可贵的意义---该书的意义主要有三个。
首先，阐述了宋代学术的整体意义。作者认为，不论是朔学、濂学、洛学，还是蜀学、新学、关学，都在复兴儒学以理学为旨归，重视天道人道，并认同所有艺术都代表人格。尤其是以苏黄为首的“蜀学”，注重体验与实践，文道并重，基本代表了“宋学”。使北宋的审美从注重外在“意气”，向内在“韵趣”转换；使南宋成熟的理学，让书论更趋高明纯一之境，奠定了其后的品评模式。
其次，探究了宋代理学发展与书论演进的特点。认为两宋时期的理学家普遍又是文艺家，因而具有双重身份；认为理学家理论和实践两结合，既自觉创作，又予以总结；认为强调人书并重，尚意尚趣，明心见性，是理学的直接影响结果。
再次，填补了理学与书论研究的空白。在宋代文化的研究中，有人虽涉及理学，但未言及书论；有人论到“三教”与理学，也未触及这一课题；有人探究书论，只是附属于书学史；有人注重了书论发展的顺序，而忽略了当时的文化环境；有人立足美学阐释文化，也没提及宋代书论；有人虽揭示观念的流变，但又未成专论专著。因此，世鸿兄将宋代书论，放在理学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就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为学术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可贵的亮色。更为关键的是，他运用了科学的言说----该书找到了最佳的叙述方式。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层面：
一是他将宋代书论置于中国文化的母体中进行了考察。在以往的研究中，即使是苏、黄、米、蔡四家的研究者，也极少将之与哲学背景相联系，尤其是淡忘了程朱理学对书论的相关影响。本书从哲学思潮到文艺理论，再到书论，层层递进，钩深发微，堪称宋代思想研究的一个阶段性重要成果。它揭示了书法与文学、哲学、美学、心理学的联系和影响；让人领悟到“为艺之道”为何“一通而百通”，让读者看到博士之“博”，并非“博者未精也”。
二是他以宋代文化发展的逻辑为参照，研究了宋代思潮更迭下的文化转型。特别是客观地分析了理学发展对书论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进而认为，文化转型的明显影响在哲学，而理学的发生及发展无疑是宋代文化转型的显著标志。所以，书论必然因之而打下深刻的烙印。让读者一书在手，即提纲紧领，似庖丁解牛。
三是他把书论作为独体文化进行了深入探索。他把书论从宋代书法史的附属中剥离出来，将书论置于理学氛围中进行全面观照，把书论放在文化环境中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由书论而涉及文化背景和文化理念的分析，廓清了书论与画论、文论、词论的嬗变与异同。
四是他使用了各种研究手段。如，结合了历史逻辑与艺术发展，对转型期的文化语境作出了价值判断；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融为一体，首次肯定了蜀人魏了翁的积极贡献；将主体意识与边缘话语相结合，感觉作者视野开阔，方法新奇。令人豁然开朗，从中受益。为此，我还要写下必要的尾语。陈寅恪认为，吾华古代文化于赵宋而臻于“造极”；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唐宋文化直到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所以观照和研究宋代，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一本专著，该书独辟蹊径，填补了学术空白；作为一种研究，他给了读者崭新的启示；作为一种实践的向导，他给了书法家和理论工作者触及古贤、参透机关的“妙方”。
记得明代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说，“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洪荒一变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观其极也。”时至今日，蜀人邱世鸿观之而悟，悟而有得，进而成书，当然就值得非常可喜可贺了！
全心视角 复原真实
薛元明（自由撰稿人，书法理论家）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方面真正的繁荣出现在唐宋时期，唐诗宋词，交相辉映，宋代是一种发展，唐宋八大家中就有六位是宋代人，宋代则是最为富庶的朝代，出现了文官政治。就书法来说，唐代虽然书家灿若星辰，而书家自身角色而言，不如宋代之文人更为纯粹和直接，书法方面直接出现了自“法”到“意”的转变。对于宋代书法的关注，理所当然的首先是对于这一时代的书论予以高度关注，艺术理论总是先行的，尤不能忽视整个宋代理学思潮背景。邱世鸿所著《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尤其是此书中对于南宋时期书法及书论的评价，有一定的突破，所揭示出的“伦理价值”，更是发前人所未发之言。因为对宋代书法言必称“宋四家”，四家皆为北宋，南宋徒守半壁江山，只是一种余绪，而在作者看来，则是理学影响下的一种深化和发展，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在书法理论的思维、审美、风格和人格等方面依次递进，将理学影响下的书论概括成十大范畴，避免因对于朱熹理学所存在的成见会干扰自我的判断，造成理解上的片面化和简单化，清楚地阐明了书法与“人”的关系，延伸到宋代书论在整个书法史中的定位。本书值得一读，作者努力挖掘很多冷僻史料，最大程度地复原了历史的真实。
衡正安（江苏省文联理论家）
传统书论历史久远、体大思精，最独特之处是“非系统”的“语录化”，这是中国文化的个性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这既是所长也表现出诸多的弊端，与书法学科化的建构存在着明显的不“和谐性”。因此，高等书法教育作为独立的学科，使其书学的“系统化”我认为是最基础的任务和最具价值者之一。但是，多年来，关于这个方面的努力似乎成效不大，要么“以小见大”的个案研究能解决具体问题，要么多与“文化”相关联而趋于空洞、宽泛。邱世鸿博士所书《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是一部研究宋代书论与两宋理学关系的专著，本书的写作内容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这是一部难得的系统研究两宋书论与哲学之关系的断代书论和理学思想的专著。特别是对宋学中的关学、洛学、濂学、蜀学等与书论的关系研究，填补了书学研究的空白；
二、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两宋书论和哲学思想的关系，一定在根本上把握了两宋的书法精神，对系统、学科化的书学研究和书法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三、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一定有其内在的思想理路，而这种风格的揭示与研究一定不是“诗意性”的概述和泛论，只有深入剖析和层层推演、严谨论述才真正具有现代的学术深度和价值，在这点上，这部专著具有十分重要的探索意义；
四、两宋的程朱理学是由“原儒”的“仁学”发展而来，这个由人与人之间的“爱”扩大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理”，一定对艺术（当然包括书论和书法）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的研究和探索正是这部专著要解决的命题，也是从根本上揭示两宋书法风格的基础，而非“尚意”等概括性表述可比。
传统书学的“语录式”存在方式，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的逻辑基础，而不能作为现代书学表达的内容和形式。书学学科化的现代构建，必须具备“系统化”的特性。而这部专著由“两宋的哲学文化思潮到文艺理论，最终归到理学书论”是书学“系统化”探索较为成功的范例，对现代书学学科化建设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吴鹏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书法篆刻）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邱世鸿先生新著《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沦研究》一书，近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乃邱先生近年来对于书法史研究视野中的一个新扩展。邱先生不仅精于书法创作，而且擅长书法史论，这缘于早先他在西南师大（现西南大学）受业于著名书法家徐无闻等先生时打下的良好功底，之后又问学于当代书法名家黄惇先生门下，技与道皆能精进，诚乃人生之幸矣。理学乃生命之学。程、朱、陆、王诸儒们的意识革新，不仅在于思辨古贤之圣王之道，更欲藉以涵化心性、变化气质。故象山先生所谓“心即理”，阳明先生强调“知行合一”，一是皆以发明本心为要。西汉扬雄所云“书，心画也”，翰墨一事，虽古今多讥，以为壮夫不为之小技，然无以诚中，何能形外？故格物方能致知，有道尤可进乎技也。世鸿先生不废临池，潜于著述，二者互彰，以此安身立命，不亦人生之乐乎？
搔着痒处 自成主张
周建强（小舟）（广东书法家、自由评论家）
对我平生影响至大的书莫过于三种，一是语录，二是名言警句精粹，三是各类诗、词鉴赏大辞典。这三者都是我们平常口语与书面语言用得极多的东西。读罢邱世鸿博士《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不由得也有了如此感觉。
杯酒释兵权的赵宋之始，就将国家的管理权交给了文人，因而权谋与文化人的嫁接，产生了更加黑暗、残忍的文人政治。在党争中因得志而网络或因失势而连累的宋代文人们既醉心书法的消日功能，自矜于因人重书的自我欣赏，又在小道的不屑中求功名， 以求“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同时，也不能不在权势的利诱中追风媚上，以期达到敲门砖的效果。在书法的行程中，折射出文人政客们的善于权变的灵活性和随时能自圆其说的无耻性。因而，在以往的种种理论述中学者鲜有挖出这些东西来，邱世鸿博士的这部大作以“理”“道”而将南北两宋的书论进行了再次钩沉，不能不说是书坛振奋人心的好事。那么，宋为参照物的新的研究领域，又拓宽了疆土，在理学文化中疏理出一支理学书论的研究体系，并将繁杂多变，前后矛盾只言片语、谈论纪录，北宋式书论与南宋系统的大块论著都纳入理学的大范畴中，开辟新的视角，同时又提升了书论在大文化中的地位，这种横向的联系触觉将因邱世鸿博士的延伸而变得灿烂起来。
拥千卷书而自娱的邱博士，既饱学又灵活。驾轻就熟的为我们打开了宋代理学的画卷。尚意与独宗韵趣，象学、濂学、关学、新学、洛学、易学、朔学构成宋代理学的洋洋大观。二程理学影响下的“重道轻器”、“天人合一”、“格物穷理”；心通、养气、心画、物必有对、字如其人；对理学影响下书论范畴，如理与趣、道与技、法与意、俗与韵、天机与工夫、自得与积学、涵泳与妙悟、中正与欹侧、德与才、骨骼与态度----这些既枯燥又本根的概念，进行论证疏理、归纳，同时也对一些前后矛盾的论调进行铺排、曝光，既说明宋代书论的率意本真的真性情，同时也暴露了他们为了达到某一目地的不实与偏激。甚而得意时的言语与失意时的论调，一并搜来，并以学者特有的宽容不对其对错进行点破，让读者从中去体悟它的得失。书法需要自己的词典，但阐释某一范畴的辞书往往受资料与编辑人员基本素质的局限而受影响。我不敢说邱博士的大作将是这类东西的终结者，因为研究也在发展，但可以断言它的确是目前的集大成者。
文人政治的制度约束是苍白的，因为权变的本能让他们学会了规避所有除却政治斗争失败的无奈而外的一切险情，因而“内圣”的自我约束变成书院的根基，理学便成了统领一切领域的思想大纲。士人们需要一种外衣，他们同样也需要统一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因为干禄对书法要求相对弱化，宋代书法面目的多样化、精英化就成其自然结果。蜀学是邱博士大作倾注得笔墨较多的地方，欧苏而下的“文道并重”、“精神为上”的书论思想，为宋代开辟新的艺术思潮奠定了基础，黄庭坚论书又以“以技进道”唯不能“俗”的处立身特别思维与以后书学的异同之处。苏、黄、米的时期，无疑是宋代书法最辉煌的顶峰。苏的自鸣得意，邱博士多次提及与欧艺术思想的统一性与承继性，如研究诗、词、文，欧、苏无疑可相提并论，而言及书法、书论，无论是欧阳修还是王安石与苏东坡都不可同日而语。欧将三苏推举给世人官场，恩重如山，投其所好是难免的，但从政治斗争的水准来看，东坡显然没有欧王的脸皮厚。欧为其父刻了墓表，但通篇三分之二的篇幅，在写自己的作官简历，王安石变法的短命行为对文人政治理论多变与模糊性是一个莫大的嘲弄，党争需要理学，理学又服务党争。理学是对宋前期的理论总结，如果从书论角度来链接，蜀学也为其本源的之一，黄庭坚则是文人官场的“一不做，二不休”的典型代表。所以才有了在故纸堆里觅得典故堆砌黄派诗歌，将狂草在旭素之后再度推向顶峰的终结者之为，蜀学的干将是利用独特的思维方式对自己进行调适的过程中取到了自慰的功用。米芾虽然不是太子，但绝对是太子党。但他的佯狂自保，才是宋代理学真正的践行者。理学产生了，书院产生了，南宋书论大备，但大师却不在了。百家争鸣的战国年代因混乱而繁荣，汉武时期因独尊儒术而辉煌。苏黄米在宋的极盛转衰时期出现了，是因为思想的解放与相对的宽容。理学家要求的韬光养晦，苏东坡显然没有做到，不然怎么会发出“我被聪明误一生”的感概？怎么会有“一生功名如何，黄州、儋州、惠州”的叹息，黄庭坚更是文人政治的特例，文人比什么？做诗、填词、写字这三样，黄都可以与苏东坡双峰对峙，过分突出的结果，便是文人们视而不见的共识，所以他“技进乎道”去了，不是他要免俗，而是俗免了他。米芾是久居贵族包厢时的观众，自知凭他的鲠直无法在官场上混，就做了专业书法家，是挂职艺术家的先行者。苏黄均有书论，似乎与蜀学关系密切，米似乎与蜀学无涉，但他践行的显然是理学的处世方法，书论方面也更接近理学的大范围，苏门的学士们为蜀学的发展作出大贡献，邱博士为他们大书事功，有蜀人相赏之嫌，不过爱国爱家是每个人的本份，邱兄之后蜀学将为书界所重，此则功莫大焉。“天下书法归吾吴”的老调弹了多少年，邱博士对乡音的偏爱是炽烈的。
代表书法高峰的苏黄米蔡走了，宋代的书法并没有终结，以赵构始，以子昂终的“复晋”思潮席卷南宋。皇帝是书协主席，是书法界的大事、幸事，重视书法的程度便不同以往。然而，相较于苏黄米的创作与理论并行的局面也没有了。书院产生了政治家的导演，理学是最精彩无二的剧本，或者说书院成为推销理学材料的连锁超市，受其影响，书论界也出现了大批述而不作的专职的理论家。成熟的理论家群产生于南宋，原因是二方面的：一是因为赵构的爱好很难成为书法的创作统一教材，他的爱好书法、痴迷书法是政治上不作为的外显，在展示书法的同时，也在展示偏安江南的理学的养晦术，赵构是体现最深，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在赵构和他后人们理学思想武装起来的统治者，对于辛弃疾、陆游之流不合时宜的呼声，报之以欣赏与不予理采，这也许也是理学的精粹所在。理学指导下的书论从业人员，由失意文人或尚未得志的文人组成，他们先受到了理学思想的浇灌的思维的惯性与行文的方式，无不打上理学的烙印，理学对书论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他是取士的根本所在，元明清的书论中始终也有它的影子，什么时候中国的人才过剩了，专业的书法家与书论家也就产生了，这正是理学的背影。
伟哉，邱博士!书坛上除了追风逐展者外，静下心来读书的人都少了，写写应景文字较之于如此专论来要容易得多。王世贞给张居正写了一封想做官的信，张说“越干吴钩，轻用必折………”后人多指责张的无情，岂不知早就洞悉一切，也知道自己结局的张先生对于欲罢不能的官场生涯体会得比王世贞深刻，所以他的弃王，成就了王日后的戏剧家、鉴赏家事业。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为邱博士的论著击节叫好，但是重磅炸弹使得邱博士有苏之遇欧呢，还是黄鲁直的识者见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邱博士一定会回报我旷达的笑声，说我在不痒的地方乱抓，但你也不想想痒的地方能轮到我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