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不可太功利
金煜自小就受到家庭的耳濡目染,对书画的收藏就有着天然的兴趣,加上他对书法篆刻十分偏爱,很早就追随金禹民先生学习书法和篆刻。后经人引荐,拜在仰慕已久的书法大家启功先生门下,随先生学习书法。在启功先生的影响下,金煜抱着学以致用的态度,对研习古代书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所以他只对古代书画情有独钟。“当时像陈半丁、齐白石、徐悲鸿等近现代大家的作品非常多,价格也非常便宜,但是古代的书画作品,在当时都是极其难得,再加上想通过临摹古法得到提高,所以当时我只注意古代的作品。”
倾其所有打造收藏序列
六十年代,琉璃厂地带聚集着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行家、藏家,虽然市场上不乏精品,但是大都是近现代的作品,这在当时却是不太受重视的。因为几乎所有行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古代书画上,因为稀缺,更因为可遇不可求。而金煜却无心而遇,得到了其最早的名家收藏。“当时我的老师是张大千、于培安先生的学生唐浩兰先生,他和琉璃厂的一些老店铺都非常熟悉。而我当时很年轻,对古代名家也不是特别了解,有一本文徵明的小卷《醉翁亭记》和册页,还有一篇赵孟頫的小楷,这三样东西据他们内柜的人讲,都是故宫要留下的,可见十分难得。但我可以挑一件留下来。我当时没多想,留下了《醉翁亭记》,100多块钱,相当于我3个月的工资。这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也是需要很大魄力的”。
之后的金煜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了琉璃厂的常客,经常遇到特别中意的书画,哪怕用积攒一年的工资也要留下来。随着眼力的提升,他也会在“次品”中寻得上品。金煜最得意的就是曾经收到一幅明晚期四大家的邢侗书法作品,当时所有行家都认为是品相不太好,被当作“次品”甚至“赝品”出售,但是考虑到可以从中学到东西,并且机会难得,就留了下来。启功先生看到这张作品,认为刑侗善书庙堂中从天到地的长卷,而这幅字是被后期拼成的一个中堂,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后来故宫博物院的学者金义民先生和书法大家郑颂先生看到作品都是喜爱有加,这也增强了金煜继续收藏的信心,自此之后,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东西,就肯定会倾其所有来购买。
而金煜最得意的收藏是一幅查士标的山水画,也是藏于这个时期。“这幅画是用元人手法,学习倪云林的技法。可以说明朝人到现在,能学到倪云林风范、达到这种水准的,这张画是绝对的代表。启功先生也觉得极其珍贵,还亲手题了签。
从金煜的收藏来看,文革之前的收藏占据了绝大部分,也形成了其固定的收藏序列。除去财力原因外,在那个特定时期中,金煜经手的东西比较多,跟文物商店,还有一些行家接触也十分频繁。所以这个时期成为其收藏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
量力而为显真谛
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书画市场的价格暴涨,因为经济的原因,金煜出手收藏的机会变得愈来愈少。大件的东西金煜很少问津,就算是小件的东西,也需要节衣缩食。“对于一个真正的藏家来说,我觉得这叫‘贼心不死’,总想要收藏。但碰见真正的好东西,最多只能帮助朋友看一看,只能够去欣赏。而我所知道的一些藏家,有的变卖房产,买一件东西,这我肯定不赞同,如果就为了拿到这一件东西,他住哪?收藏品放在哪?而这种心态,你就离犯错误不远了。所以量力而为,保持一颗平常心,很重要。”
“漏”不是谁都能捡到的
金煜认为收藏者的藏品完全取决于他的艺术修养。历来的著名收藏家,在文学上或者艺术上都有极高的造诣和修养,可以说不管是对画家也好,书家也好,对这个人当时他所处的时代,以至对他作品的特点都要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如数家珍。因为只有达到这个境界才能真正去伪存真。
“一般我们说的捡漏,也不是谁都能捡到的”他回忆道:“2007年,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去潘家园闲逛,看到一个老乡拿着两卷字画,画倒没什么,一张字,十分破旧,上面已经没有那填杆了,当时只要二十块钱。我打开一看品相很好,而且是同光时期著名的诗人陈衍所作,陈衍非常有名,书法也是自成一家。但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是赝品,没在意,于是这个漏就被我捡到了,当然我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罢了,这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