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圣虎回忆季羡林：十字路口为我指点了方向
2009年7月11日上午，季先生驾鹤西去，让我再次忍受这如丧考妣的千般痛苦，万种离愁。想起近三十年来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竟是这般的眷念，这般的痛悔！
寒冬腊月 穿上了季先生捐赠的棉衣
1982年，我稀里糊涂地考进了北大越南语专业。当年东语系只有越语专业招了29人，其中绝大部分为湖北和江苏两省的学生。除单衣外，大家都只带了件毛衣。没想到北京的天气说冷就冷。大概十月底的一个早晨，一觉醒来，只听北风呼啸，气温猝降，大家冻得没法出门了。系主任季羡林得知这一情况，自己带头并号召教授们捐款做棉衣。颜保、黄明中等教授纷纷响应。于是我们用捐款买来了棉花和洋布。我在上大学前曾做过几天的小裁逢，便指挥专业的十名女生穿针引线，赶做了十几件棉衣，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很多学生如驻越南商务参赞胡锁锦等人将棉衣保存至今，视为珍宝。
季先生一辈子生活极其简朴，但只要师生们有困难，先生总是倾襄相助。记得有一次先生出访，国家给了三千元的服装费，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但先生舍不得用，硬是穿着那套旧中山装出去了。回国时先生带回来一台24英寸的特大彩电，先生自己家里摆的是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但先生竟将彩电卖了，与服装费一起捐给了系里，设立了奖学金。这样的事东语系的每个老师、每个学生都可以讲出一大堆来。
初入北大 不愿当季先生的弟子
很多人曾问我：“季先生带过你的课吗”我说没有。因为季先生这一辈子基本上没带课。先生在北大执教63年，但只为1960级梵文巴利文专业的17名本科生上过课。先生除系主任外，还担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社会职务更是多如牛毛。一直到84年，梵巴专业才招收第二届学生，也就是钱文忠那一届8个人。所以说，谁是季先生的开山弟子，谁是关门弟子，是一个并不成立的命题。先生是东语系的开山鼻祖，数得清的几个学生或多或少都与先生有过接触，都受先生影响巨大。
而且事实上，在八十年代，东语系的很多学生是不愿做先生的弟子的。由于新中国早期的外交重点是亚非拉。这使东语系一度成为北大专业最多、人数最多的系。但文革结束后，情况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我入学那年，东语系有教职工160多人，但只有三个专业有学生，除日语专业连续4年招生外，81年缅语专业招了6人，势力最大的是越南语。全系100多名老师把我们这几十个学生当个宝，我们却视老师如同草。因为当时的风气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北大的理科生普遍瞧不起文科生，文科生中又数这小语种最冷清。东语系的学生除日语专业外，都有转系的想法。有个同学为了达到转学的目的，自称肝炎，班主任带他去体检，他又喝了点墨水，目的就是想休学1年，回来跟不上进度自然就可转系了。
还有一个同学学了3年，转系无望，干脆退学了。身为东语系的创始人，各路弟子都无心追随，季先生也时常长嘘短叹。我与同学们一样，觉得学越南语前途不大，甚至觉得东语系的学生抬不起头。有时还嘲笑梵巴文是古爪哇国的语言。当别人问我在北大学什么专业时，我说是学“屠龙”的。我说我的老师季羡林是屠龙大师，我一旦掌握了这一“绝技”，将来即可以寻龙、屠龙为生。这话传到先生耳里，先生非常生气。几次路过先生门前，先生都叫住我，告诉我学问只分门类，不分高下。我也就阳逢阴违，大部分时间都跑到中文系和历史系去上课。
好在我的天资被同学们公认为在北大数一数二，专业成绩也还一直领先。随着学业的长进，我渐渐理解了季先生的教诲。因为我在中文系、历史系听课时，时常去向王力、朱光潜、宗白华、吴小如诸先生讨教。在谈到有些问题时，他们叫我去问季先生，我感到很诧异。因为我与季先生年年见、月月见甚至天天见，便不觉得季先生有何过人之处。在我心目中，季先生顶多算个二流的学者，季先生在北大学生中也没有什么名气。但上述一流学者对季先生评价这么高，倒令我刮目相看。从此，我每每路过季先生门前，都要问个安，顺便讨教几个问题，先生的学识令我大开眼界。
有一次我用橡皮刻了一枚“季氏门徒”的印章，先生看了很是欣慰，兴致勃勃地让我欣赏他老人家的字画收藏。这简直让我惊呆了。这个不起眼的老头除了一肚子知识，竟还有一屋子的宝贝！当代的收藏家几人能及！！十字路口季先生为我指点了方向，五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哪个北大学子离校时不是泪眼婆挲？我与先生依依惜别后，在部队里工作了整整十年。1996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专业的不对口让我无所适从。我给先生写信倾诉心中的烦恼，并寄去了一个斗方，上书“枉读北大五年，愧为羡林弟子”。先生很快就回了信，讲了自己在任副校长和系主任时，如何在繁忙的政务之余，潜心于学术并终于“小有成就”。先生还表示尽管自己年近九旬，但还要勇攀学术高峰。
先生的鼓励令我热血沸腾。我的条件这么好，业余时间这么多，人还这么年轻，只要静下心来，不管在哪个领域，都可做出不俗的成绩来。从此，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书法和国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先生住院之前，我多次去向先生汇报自己的学业，先生每次都不厌其烦，耐心指点。先生非常谦虚，说自己在书法上不能指点我，给我看了很多古代名人字画，还把启功、范曾、梅兰芳的作品送给我，让我认真向他们学习。先生还亲自给启功先生打电话，叫启功先生帮我提高技法水平。
有几次我与先生发生争论，甚至“出言不逊”，先生也不计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我与先生有很大的不同，先生主张继承的多，我主张发展和改造迫在眉睫。先生认为东西方文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认为在当今法制社会，要把东方的封建文化和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的长处结合起来，形成全新的中华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还得掀起一次新文化运动。当我表示准备著书立说时，先生虽然为我预题了几本书名，但却叫我二十年后再出，不成熟的东西不要出，不要急于扬名立万。这几年来，我一直按照先生指引的大方向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学习、默默地思考着。我只想二十年后拿出一本有学术份量的著作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本文作者：胡圣虎，男，号鹿鸣，1963年生于湖北沔阳，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中共湖北省省直机关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984年国庆节“小平您好”横幅的书写者。1982年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师从季羡林、金克木等先生，为北大书法博导陈玉龙教授的关门弟子。据了解，他北大毕业后，先是分到外交部工作，后来当了10年军官，1996年调回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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