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批评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背景：
“批评”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有两项释义：“1.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2.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此外，“批评”还有几个引申义：1.对事物加以分析比较，评定其是非优劣；2.对书籍、文章加以批点评注；3.指出所认为的缺点和错误。
时下，不知是人们错误地理解了“批评”的含义，还是害怕批评，总之，批评变得越来越复杂。今年年初，书坛发生“刘佑局退会”事件。起初，评论非常热烈；2月下旬，评论忽然停止，评论者不知为何都成了“闪客”。我们认为，不论评论得对还是错，都只是代表个人的看法和观点。即便认为有什么不对，可以站出来，进行辩论；千万别动用官方的势力，封杀媒体的报道和人们的自由言论。批评是否只能唱赞歌，不能谈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4月1日，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发表《坚持健康的书法批评》一文，引起书法界的广泛关注。今年4月，范曾诉郭庆祥一案，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批评”的尺度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思考。
7月19日，本报同中国得一书画院组织书法家、评论家邹正、张瑞田、朱中原、黄添喜、周凤国等在北京市通州区京东美术馆举行了第18回“燕山书谭”雅集。广州刘佑局发来了参与讨论的书面文章。大家遵照胡锦涛同志关于“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充分发挥文艺评论的作用，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营造出良好氛围”的指示精神，围绕如何在书法界开展健康的书法批评等主题，畅所欲言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尽管每个人思考的角度有所不同，但结论是相同的，即大家都一致认为，书法批评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批评是发展书法事业和深化学术的重要手段
邹正（书法家、评论家）：
“社会”，其本义是指特定土地上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自由的言行和思想，谁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他人，更难以做到把他人的思想集中、统一到一个人身上。而批评家的责任就是指出事物的是非、优劣，让个体的人自己做出判断。书法评论家对书坛中的人或事进行批评、评论，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书法发展的进程。如果今天对某些不良现象不揭开“脓疮”加以评论，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人走入误区。一个口号或某种学术创新的确立需要经过一个质疑、争论、批评、反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批评”。
在一定意义上，批评是书法事业健康发展和学术深化的最有价值的源泉。但是，在当代书坛，要讲真话和做出真实的批评实在太难。我一直很敬重张海先生。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脚踏实地地在实现他的人生和艺术目标。他提出“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大家”、“推出大家”的口号，给当今书坛以振奋。但是当今有没有书法大家？最好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定论。古人说：“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孟子?尽心上》）
书法家协会是纯粹的书法专业组织，是书法家的家。前几届无论是中国书协还是省书协负责人都是书法家，可现在不全是了。书协负责人可以不是书法家；但问题是，一旦成为书协负责人，就摇身一变，成为“书法家”和“著名书法家”了。因此，书协也同时成为了权贵和书法票友的家。
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五位广东省委常委以“共议社会建设，助力幸福广东”为主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网络问政首先应该是平等地问、虚心地接受，不计态度、不问来历”；“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不能发脾气呢？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我们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正确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骂我们的意见”……汪洋这些坦诚的话语让人心悦诚服，其虚心的态度尤其值得各级书协负责人学习和借鉴。
在此也谈谈范曾诉郭庆祥及《文汇报》侵害名誉权一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媒体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曾共同召开“范曾诉郭庆祥及《文汇报》侵害名誉权案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不仅有法律界人士（其中又包括好几个学科，有民法学、宪法学、传播法学等），而且还有文学艺术界评论家、收藏界专家。这么多专家、学者在一起召开法律研讨会，以前是极少见的。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郭庆祥这篇文章不具有辱骂、丑化与侵害名誉权的性质，是正当的批评；尽管批评令人不快，但这种批评应该在允许的范围内。我听说郭庆祥已上诉。如果法院再判郭庆祥败诉，书画界以后还有谁敢说真话、敢写批评文章？谁还敢担当社会问题的批评责任？
书法批评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而当今，这种独立性已基本上丧失了。今天的书法批评大都是赞美的声音，很难听得到一分为二的中肯的批评。这个问题评论家是有责任的，但更大的责任则在于书坛的生态机制。
在纪念中国书协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上，沈鹏先生在书面发言中说：“如今，我们的缺失常表现在精神方面。‘左翼’时代鲁迅这样的精神领袖，我们不敢奢望，但可以也应该要求多一点真正的艺术精神、艺术气质。‘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是谓有大师之谓也。’”书法批评也要有大家、大师。而且，一个繁荣、健康的书坛，不仅要有一个不懈进取、卓有成就的书家群体，而且还要有一个与之匹配的富于艺术精神、艺术气质和独立品格的批评家队伍。
书法批评的尺度
刘佑局（广东华人书法院院长、《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
前段时间看到张海先生谈书法批评的文章，其中有些观点我认为值得商榷。
书法批评到底要建立在一个什么标准之上？30年书法热，并未找到明确的目标，张海先生认为其原因是书法批评带着非常严重的情绪化倾向。他一再指责批评者严重缺乏系统的理论修养，并认为批评者未担当起公论的责任，甚至只是抓住一鳞半爪就任意发挥。但张海先生并没有从文化体制的角度去谈问题，甚至他只是站在体制内的利益代表者一方去批评持不同论点的理论工作者。
我曾撰文对书法展览的某些不良现象进行批评。该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好像一下踩到了某些利益团体的尾巴，有关方面还组织了反驳。这使批评的力量显得何等的微弱！要建立一种良好的批评机制，又谈何容易？！
张海先生还谈到不负这个时代，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出大家的时代。这一观点我也无法苟同。历史上，任何一个出大家的朝代，无不具有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出大家的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具有非常自由的学术和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同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空前活跃的不受思想限制的人文和思想环境是何等的相似！任何一个过于依赖体制生存，甚至是在一种权力操控下的文化艺术组织方式，都不可能创造出文化艺术的辉煌。这种带有严重主导意识的文化操控主义怎么能够培养出具有自由独立思维与文化品格的人物？因而又怎么能说这是一个出大家的时代呢？
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正处在转型期。我期待着民间组织力量的不断强大，这样才能进一步弱化体制内用权力操控文化和艺术的可悲现象，有血性和担当的艺术家才会不负这个时代。
不奢望“去行政化”，只希望多一点“学术化”
朱中原（美术批评家、《人民日报·大地周刊》文化部主任）：
今年书法、美术界有两件事值得关注：一是郭庆祥批评范曾惹官司并败诉，二是沈鹏先生在中国书协成立30周年时，抛出了书协也应当“去行政化”的批评利剑。这两件事都涉及艺术批评的问题。
沈鹏先生提出书协“去行政化”问题，说明他是个明白人。然而，为什么他在位的时候没有提“去行政化”，下台之后却大呼“去行政化”？这个问题值得深思。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沈鹏提出所谓“去行政化”的用意。至少，就方向而言，我认为是具有公共意义的。其实不止书法界，美术、文学、教育等领域都在喊“去行政化”。美协“去行政化”的问题，吴冠中先生早就喊出来了。但到现在为止，不但没有“去行政化”，反而越来越“行政化”，关键是牵涉利益问题！教育“去行政化”，喊得最多的当属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朱清时了。朱清时不光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早在中科大当校长的时候，他就身体力行，让中科大拒绝走教学评估之路，拒绝扩招。而他最大的行动，则是亲自创建中国第一所“出格”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可以说，这所学校的诞生，本身就是为了践行“去行政化”而建的。然而，正是这所“去行政化”的大学，目前却遭遇着来自各方面的干预。朱清时以一个书生的身份在中国做着一个很不合时宜的大事情。我想，这比很多一面喊着“去行政化”口号，一面却在践行绝对“行政化”路子的人要高尚得多！
所以，对于书协该不该“去行政化”，我认为这本身不是一个真问题，不需要讨论。如果再拿来当学术话题反复讨论，就成祥林嫂了。真正的问题是，究竟能不能做到真正“去行政化”。我想，至少在当下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很难做到。但不“去行政化”，不等于就不能做事了。我不奢望书协能“去行政化”，只希望书协能在目前“行政化”的环境下，学术心胸更开阔一些，多吸收一些真正有才干、有能力、有作为的学术人才。这其实是一种双方的妥协。在中国搞改革，是需要妥协、需要政治智慧的；一味地去喊一些激进的口号，毫无现实意义。你看朱清时能搞起来南科大，其实就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尽管现在困难重重，但他至少迈出了一步。这比我们书法界很多一面私底下骂着书协，一面又天天梦想着在书协捞个职位的书法家要高尚得多！“行政化”与“学术化”其实在目前社会环境下并不冲突，理应各得其所。因为“行政化”与“学术化”，本身适用的人群就不同。针对不同的人群，所用的规则自然不同。“行政化”只在私底下做，但不能公开说；“学术化”是能拿出来显摆的，而实际上现在恰恰没有做。
郭庆祥批评范曾惹官司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批评的范畴与边界问题。艺术批评当然不是无限制、无节制的泛批评。艺术批评本身是一个学术范畴的问题，因此，理论上说，一切与学术无关的批评，或者说，一切建立在非学术立场基础之上的批评，都不应当是正常的艺术批评所需要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来认定艺术批评是否是基于学术的立场？比如，郭庆祥批评范曾的画是“流水线作业”，到底属不属于人身攻击？属不属于学术批评？这个问题，我想，内行人自会看出门道来，说得太明白就没意思了。很多人都喜欢说，真正的艺术批评是对事不对人，但艺术批评往往又很难摆脱人的因素，因为艺术本身也是人做的，所以，对一个人的艺术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对这个人进行批评，那么既然涉及对人的批评，被批评者自然会将这种批评视为是对其自身的批评乃至逾越了学术批评的底线。至少我所遇到或知道的大部分书画家，当他们在遇到涉及对自己的批评的时候，无论这批评是否基于学术立场，至少，这些人都不是那么大度的。
其实，在这个圈子待久了就知道，书画圈其实是没有所谓的批评的。大家都认识或熟悉的，几乎都是互相吹捧，至少没有公开意义上的批评，而私下里又到处是批评和谩骂。因为一旦涉及批评，批评者就有可能会被踢出出局，别想在这个圈子里混了。郭庆祥能批评范曾，我倒觉得，这反倒是一种勇气。为什么？因为郭庆祥与范曾本来就认识，打过交道，另外是范曾名气太大，郭庆祥在收藏界名气也不一般。二人均属名人与名人之间的批评。所以，批评的难度比一般人要大得多。其实批评范曾的大有人在，但也就是私下发发牢骚而已。当然，也不排除范郭二人之间有这样那样的恩怨，也许，郭庆祥对范曾的批评中，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个人的感情色彩。当然，这只是推测，没有事实依据。但是，无论怎样，我觉得，郭庆祥公开批评范曾，这件事都是有学术意义的。而郭庆祥的败诉，恰恰证明了批评的无奈和悲哀。但从另一个层面说，这也是对当下文艺界的一个警示和反思。
当然，话又说回来，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艺术家与艺术家、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其实原本不存在所谓的学术关系，而只存在人情关系。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关系好，则基本是互相吹捧，反之则是互相贬损，同样，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关系好，则批评家只说好话不说坏话，反之则互相贬损。所以，中国艺术批评生态之恶劣，其实反映了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人情伦理干扰艺术批评，二是中国缺少真正的批评和批评家，当然这也是批评家修养匮乏的问题，三是批评生态不健全，即艺术家没有能接受批评的心态和勇气。其实，很大程度上，艺术家能否接受真正的艺术批评，决定了这个社会能不能产生一流的批评家。如果中国即使有一流的批评家，而没有一流的能接受艺术批评的艺术家，那么这个一流的批评家，也可能随时会被社会所抛弃。因为这个社会的潜规则就是这么残酷。敢轻易提呢？
鲁迅很早就说过一句话：在中国，只要有什么稍稍露出了头，就有人用刀去把它削平了。鲁迅本身是一个批评家，但他这句话的用意似乎正好相反。鲁迅是针对中国人喜欢拿名人、大师开刀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言的。其实，鲁迅所批评的，恰恰是那种为了批评而批评的国人心态。那么现在郭庆祥批评范曾这件事，似乎与鲁迅所说一致。其实恰恰相反。范曾虽然是名流，至少在活着的画家当中，他的画是卖得最贵的。所以有人不平，要拿刀削平了他。但是这个案例恰恰不在鲁迅所说之列。因为，范曾既不是大师，也不是真的就完美十足。至少，范曾在中国画坛是有相当争议的。既然有争议，那有批评也实属正常。何况，针对于批评，范曾完全可以以批评的方式进行反批评，而不必动辄诉诸于法律，如果动辄诉诸于法律，看似合法，但以后谁还敢批评？
所以，一味地指责批评家，一味地抱怨当今中国没有真正的批评家，毫无实际意义，因为，中国之所以不能诞生一流的批评家，乃是因为中国没有现实的土壤。批评家也是人，批评家也要面对现实，也要生活。鲁迅当年敢于批评，乃是因为他有独立的经济支撑。只有经济独立了，才能获得精神独立。不单如此，即便是国民党政府发给他的高额薪酬，在今日之教授中，也是难以企及的，可以说，鲁迅生活之优越，在今日之批评家中，亦无人能及。郭庆祥尚且还算得上是收藏界的一个名流，那么如果批评范曾的不是郭庆祥而是一个普通人呢？那么范曾如果将其告上法庭，又当如何收场？
如何看待当代书法批评
张瑞田（中国书协会员、评论家）：
张海先生关于书法批评的文章早已拜读了。张海先生讲得比较全面，几乎涉及当代书法批评的方方面面。一般来讲，比较全面的文章不容易出新，对某些热点、焦点问题很难说深、说透。我当然明白，张海先生对于这些也是无能为力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真正意义的书法批评。我们一度看到的艺术评论和书法批评文章，无不是板着面孔耍“八股腔”、讲虚伪话。这种批评，常常以某组织的代言人自居，惯于讲“主旋律”、“正确导向”，貌似高屋建瓴，实则虚张声势。没有个人的感情色彩，没有温润的细节体察，没有自己的美学立场，一旦失却由外力支撑的所谓主流意志、权威性，一旦没有“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号召”的背景暗示，那种“假、大、空”式的高谈阔论，很容易成为读者心目中的噪音。
学理缺失，思想匮乏，每日对着“主旋律”的靶子，求“稳”、求“官”、求“利”，人云亦云，何谈书法批评的理性色彩？何谈作品分析的艺术深度？本来，书法批评是需要葆有社会良知的。可是，在一些人看来，批评首先要明哲保身。为此，对一些令人焦虑和痛苦的现象可以视而不见，安全、自得地做“歌德派”。一些求“利”的批评家受广告评论的影响，一心只为稻粱谋，坦然成为书法家与书法市场的媒介和桥梁。然而，时代在前进，我们对如此信誉不佳的批评不能永远容忍下去。于是，改变书法批评的文化方向、改善书法批评的质量，便成为书法界有识之士的诉求。所以，我们应对书法批评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努力对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历史背景有所了解，不仅要有能力面对历史问题，也要有勇气面对现实问题。
今天的书法批评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值得思考的是，价值判断的理性趋势和思维方式的自由度并没有被全面接受。既然我们拥有了开放的时代，我们就需要在自由的氛围中评判书法的意义。
我们需要强化书法批评的文化力度，改变立场，改正文风。我们应以美学的目光审视书法，以客观、科学的立场研究书法，以个体生命的情怀感悟书法，洞察书法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以及当代书法作品的力量和书法家迷失的程度。我们应该理性地思考一些问题，诸如：当代书法需要多大的自信？此起彼伏地与古人一争高下，是雄心，还是盲从？是书法家个人的梦想，还是当代书坛的集体无意识？书法与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那些急于向西方输出书法的人居心何在？难道书法的生命和价值，必须与西方接轨？当汉字书写逐步淡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如何理解书法实用功能的降低以及审美意义的提高？
不管选择哪一种批评方法――系统论、印象派、考据、个案分析，抑或重感觉、重文化，最后的结果应该都是全面、深刻、准确、系统地揭示出书法的审美特征，总结出书法的创作规律。
既然张海先生关心书法，仅仅写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他是本届中国书协主席，应该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推动当代书法的发展。在此，我有两条建议：第一，中国书协成立书法批评委员会，团结广大书法批评家，定期举办书法批评座谈会，活跃当代书法批评，推动当代书法创作；第二，由中国书协牵头儿，出版当代书法批评家丛书，为优秀的批评家出版专集。中国书协一向重视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那么对促进书法批评的发展也应该有具体的举措。
书坛需建立常态化的书法批评机制
黄添喜（北京书协理事、通州区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在如何进行书法批评的问题上，书法界相关人士各抒己见，但结果都莫衷一是。有的敢于直言；有的比较含蓄委婉；有的则是属于久经世故、模棱两可的一类人，说出的观点也是那样。无论是出自何种原因，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一般情况下，说好话，人家爱听；说不好的话，人家不爱听。如果批评权贵，还可能惹来麻烦，那又何必呢？因此，当今书坛的书法批评机制亟待改进，特别是应就建立常态化的书法批评机制做一些探讨。
书法批评如何常态化？这里谈谈我在工作中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我站在基层书协秘书长的位置上，首先，觉得有责任将自己理解的书坛动态告诉会员；其次，在遇到会员因为参展或其他用途要求进行书法作品交流时，我会根据以往参展经历和感受，直言对这幅作品的个人看法，重点还是指出尚待完善之处，同时还会拿出一些资料来进行佐证。近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样做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去年有一个书法电视大赛即将举行，一位会员拿来一件准备参赛的作品请求我给参谋参谋。平时，我一般会说一些诸如“很好”、“不错”或“还行”一类的应付性语言。当我看到这位会员具有一定的书法基础，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还是针对他的作品需改进之处提出一些建议。最终，他的作品经过改进后投稿，在该电视大赛中荣获二等奖。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我感觉在和基层书协会员进行书法交流时，一是要肯定他们作品的长处，更重要的是还要指出需要完善之处。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委婉的批评方式，既达到了书法批评的目的，又不违书法批评的初衷。
对当代书法乱象要毫不留情地批评
周凤国（中国书协会员、北京通州京东美术馆馆长）：
进行书法批评前要分析几种关系。一种是官方与书法学术权威之间的关系。书法界官员不一定都是书法家，书法学术权威不一定都具备书法创作实力。不可否认，二者在组织、策划、学术和教育普及上都各自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他们为名为利，公开卖字捞钱，那就损害了他们的公众形象。另一种是艺人、名人与书法家之间的关系。这个社会有时让人很费解。艺人和名人走进自己不熟知的书画领域，大笔一挥，充当起书法家的角色，题题字也就罢了，可偏偏公开爆炒其所谓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工艺价值。自己一时高兴，却误导了很多人，罪大莫过于此焉。可能是现实的信仰出现了危机。这两种关系的混乱，造成当代书法的种种乱象，因此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这些现象进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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