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香浮动月黄昏——重新反省潘天寿先生（共10页）
他原是个农家的孩子，险些儿因为经济的窘迫，失却了受教育的机会。在他发愤图强和恳求家庭之后，他得以布衣草履进了城里的学堂，他进了一所什么样的学堂呢？浙江第一师范--一所非同寻常的学校。
一所学校为什么会非同寻常？只因为它的校长。浙一师校长经亨颐，也是具备传统意义上“君子”人格的人。他来自浙江上虞，1903年到日本留学，1912年担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别人对这个校长的评价是：不引用私人，不染指公帑，力主“人格教育”，以身作则，刚正不阿，精神大公，思想开朗，注重感化与启发，反对保守与压制。
一师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文化人的曹聚仁回忆，“我们在一师读书，每一年级，每一班组，每一星期，总有一小时‘修养’课程由经师自己来讲授；这是他和我们接触的机会。他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他所聘请的教师，学问品行方面，对学生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他所标立的教育方针，也颇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一师先后，有过许多校长，可是，我们说到的‘我们的校长’，只是指经子渊（亨颐）先生而言，跟其他校长毫无关系。”
浙一师有这样优秀的校长，还有一批优秀的教师，只说其中的一个：李叔同。他的才华之横溢，人格之高华，举世闻名。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全才，诗词、书法、金石、美术、音乐都好，他是做一样，象一样，精彩一样。他的学生丰子恺回忆道：“……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 李叔同的同事夏沔尊回忆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缘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灵光，故能令人敬仰。”李叔同这样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也并不横空出世，亦非来自西洋，却也是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都知道李叔同的案头常放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书中列举古来许多贤人的嘉言懿行，凡数百条），李叔同在封面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还加一个红圈。他当然是身体力行了，不然，他何以有那样的人格光辉。因此李叔同在家时，让自己做成了一个人人景仰的教师，后来出家，则成为一代高僧，这样的一种人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做成了一个灯塔，照亮了历史长长的隧道。
这样的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真是不可计量的。潘天寿的儿子潘公凯明确说过“父亲不仅在书画上获益于经亨颐和李叔同，他从两位业师的学问人品上获益更多。”（《守护理想》P14）
我们只需从经亨颐，李叔同等人身上，很容易看出，中国文化传统就其最好的部份而言，只要真正吸收了它，生命会被转化，会从一个平凡的，自利的人，被塑造成一个闪光的，具有人格感召力的人。这种生命充满了这样的品质：摒弃私欲，天下为公。由于潘天寿从他们那里继承了它，并落实它，他的生命因此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转变成一个最关切的老师，最诚恳的朋友，最认真的学者，最勤奋的画家……在他那个生命的每一项角色中，没有二流货色--他不会接受，因为他要求自己“为学必尽其极，为事必得其全”。传统对于他已经成为一个动词。我们看到，所有那些来自古代哲人的伟大教诲，来自师道尊长的鲜活榜样，对于他的生命可以渗透到这种程度：真诚，正直，朴实，坚毅，对于他好像空气一样，离开这些他就无法生存。我们看到，即使在他受迫害的无边黑暗里，他也没有放弃这些。（“潘先生是一个十分朴实、真诚的人，他不求名、不求利、不出风头，不向组织上伸手，生活作风十分严肃正派。凡是与他共事过的人，对这一点都有同感。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我同他都被关进了牛棚。他这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长时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遭到极度摧残，在残酷的迫害面前，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说假话，不诬赖别人，一是一，二是二，直到迫害致死，也决不做那种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名而瞎说一气、屈打成招或推卸责任的事。这一点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非常可贵的，这是当时在牛棚内外的人有目共睹的。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十分感人。”----引自高培明“忆潘天寿先生”，《潘天寿研究》P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