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香浮动月黄昏——重新反省潘天寿先生（共10页）
零落成泥辗作尘——潘天寿之死
我们不必来描述那个时代的整体图像了，美国宗教研究学者休斯顿. 史密斯（Huston Smith）曾这样评述一个民族说，有四种特性可以使它极度贬值：如果它是平凡的，混乱的，非道德的或敌对的。那个时代正接近这个状况，乃至更坏，它甚至不是平凡的，是“不平凡”的，但不是好的意义上的不平凡，是伤心病狂的不平凡。
潘天寿青年时代有幸遭遇了20世纪初法脉犹存的中国文化传统，却在老年不幸遭遇了一个“不平凡”的彻底断裂。他曾以自己丰富的阅历和对历史的洞悉安慰自己和家人：自己不曾做过亏心事，无党无派，无欲无求，不怕。但他错估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不平凡”。他以最正直之身，遭受了最惨烈的蹂躏。
记载告诉我们：
“ 文革开始，潘先生是浙江美院第一批揪斗的对象。关“牛棚”的时间最长，吃的苦头最多。”（以下均引自《潘天寿研究》P67）
“……从此，批斗，逼交代，训话，以致遭打骂，没日没夜地折腾。没有人能统计出批斗会开了几十次，还是几百次，因为谁都可以拉他来批斗。”（P184）
然而，“无论哪一次揪斗，陪斗，游街，示众，他从没有怨恨，愤懑的表情，有一次被揪斗时，正发高烧，额上缚了块手帕挡风，红卫兵一巴掌把它打掉了，他不动声色，坚持在风口上站了三四个钟头。回到牛棚时，仍神色平静，默默地坐在那里。后来私下闲谈，谈起这些事情是，他的看法是：‘这是一场灾难！人为的灾难！人为的灾难跟自然灾难一样，是无处控诉！无法控诉的！’‘碰上了只能忍耐！能挨过去就好了。愁苦怨恨都是无济于事的。胸怀要放宽，准备受得起更大的灾难。……有一次他神情庄重地说：’人总是有这么一天的。年级大了的人倒无所谓，担心的是国家和年轻人。国家的损失无法估计，年轻人失去了宝贵的青春，永远无法补救。’”（P67）
“潘天寿有一幅难得的人物画，画幅不大，名叫，“杭县农民争缴农业税”，“这一幅小小的画，却记录着潘先生之死的一段血淋淋的经历。那画是1950年画的。按照当时的文艺政策，山水、花鸟是不能画的，因为那是封建士大夫的东西，画家只能画现代生活，画歌颂新社会，配合当前政治任务的题材。潘先生本来不会画现代人物，但为了遵循这一文艺路线，费了不少心血来画这幅画。他一改自己作画从来不打稿的习惯，先用铅笔起草，一个个人物反复修改，最后用毛笔工笔勾勒。这种工整、细致的画法，和他‘天惊地怪见落笔’（吴昌硕赠潘天寿语）的创作个性是很不相近的。因此，潘先生这幅画真可谓诚意虔虔，毕恭毕敬了。当时他怎么会想到，日后这幅画竟直接致他于死命呢。文革中，此画被诬蔑为恶毒攻击人民政府。说画中的乡政府画得象一座地主大院，是别有用心，农民向人民政府缴税就象向地主缴租。于是，老先生被拉到县里现场批斗，就是在画中那样的台级上跌伤了腰部，当即大量尿血，又不给予治疗。”（P199）
“巨大的打击，连续的折磨，使他的体重减轻了二三十公斤，瘦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了。……他终于越来越衰弱，直到两腿支持不住身体的重量：躺倒了，发着高烧。他疲乏的眼睛里深藏着悲哀，他沉默了……病得实在严重了，才被批准请假几天……将他扶回家里，他很少讲话，更从不提起他在学校所受的折磨，他只是说自己疲倦极了，想睡觉。……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他是个不容易被摧毁的人。虽然他得不到医治，但只要他回家住几天，休息一段时间，他的病况就开始有所好转。等到他的身体恢复到能够在房间里走动时，就照例又被迫回到牛棚，去承受下一次更为沉重的打击和折磨……就象一个注定要被打垮的靶子，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地从地上重新站起来，然而，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 被击倒，他已经越来越难于将身体站直，满身是伤的身体越来越迟钝……直到他彻底爬不起来为止。”（P135）
1971年5月，专案组向重病在床的潘天寿宣读定性材料：“反动学术权威”，敌我矛盾。潘天寿当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此后家属千方百计把他送进医院，但又几次被拒收。后来总算住进了一家中医院，但还是不批准他去浙医一院会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