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二石：金刚坡的回忆
傅二石（著名山水画家、江苏傅抱石纪念馆名誉馆长）
艰苦的逃难历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南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躲避日寇的铁蹄，东南各省成千上万的人成了逃难的难民。我父亲所在的中央大学准备从南京迁往重庆，我父亲则借此机会到安徽宣城考察石涛遗迹，以便完成他关于石涛的研究课题。父亲是1937年8月到宣城的，11月便离开宣城赴南昌。父亲事后曾有文记叙经过：“余旅宣城，广德陷，敌直犯，始仓皇离去”。
父亲回到南昌，仅过了两个多月就携全家人移居老家新喻。在新喻，父亲由报上得知，国共合作成立政治部第三厅，专事抗日宣传工作，郭沫若任厅长。郭通过报纸召唤父亲前去参加三厅工作。于是父亲便只身前往武汉，就任三厅的秘书，并开始了繁忙的工作，频繁来往于武汉、株洲、衡山、衡阳、东安、桂林等地。由于日军已过了长江，我父亲又匆忙赶回老家新喻，于1938年6月初接家人从新喻移居湖南省靠近广西的东安市。同年底，又由东安市迁至广西桂林市。在桂林停留不到两个月，便又启程往四川省逃，从而开始了逃难历程中最艰苦的阶段。
离开新喻的时候，我才两岁，哥哥小石也不过六岁。因外公已过世，外婆跟随我们一起逃难。在路上患眼疾得不到治疗，视力减退以致最后双目失明。这当然给逃难中的父母增加了极大的困难。在到桂林以前尚有火车可坐（湘赣线、湘桂线）。途中的困难虽多，父亲尚能应付。而从桂林入川途经贵州省，有数百公里既无火车可坐，连汽车亦每每因路不畅通而坐不上。从黔北直到重庆南面一带，乌江河道纵横交错，高山大岭布满其间，给我们一行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当时我们一家人除外婆已双目失明外，还在东安添了一个妹妹，尚在襁褓之中，因此全家人的行动极为不便。有几次不得不徒步翻山越岭，一路上母亲牵着外婆，父亲带着他视为生命的书稿，我与妹妹分坐在一副担子的两头，由雇来的挑夫挑着我俩走，小石跟在我们后面。虽然当时我还不到三岁，对当时的事还记不清楚，但坐在担子上逃难的情景，后来我还能依稀记起。
吃尽千辛万苦，终于挤上了川黔铁路到綦江的火车。到了綦江，父亲算松了口气，因为离最后的目的地重庆不远了。但是在綦江我们又遭到了厄运——逃难中母亲在东安生下的妹妹突然高烧不退，父母尽全力挽救这苦难的小生命，但当时医疗条件差，终于没能救过来。这是父母在逃难中经受的第二次重大打击。第一次是外婆双目失明，这一次又失去了女儿，父母在极度悲痛中就地掩埋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父亲尤其感到悲痛，因为他在生了我和小石两兄弟之后，特别盼望能得一女儿，所以我的妹妹可说是应运而生，结果却半途夭折，这是多么残酷的打击啊！
在悲痛的气氛中，我们在綦江度过了近三个月时光。当时郭沫若与三厅的同仁已在重庆等待我父亲，于是父亲带着我们全家赶到了重庆。
来到金刚坡
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三厅决定把文化工作委员会安在重庆市西郊群山之中的金刚坡下赖家桥。参加三厅工作的许多文化名人，如田汉、阳翰生、冯乃超、画家司徒乔、高龙生、张文元、李可染以及我父亲等，都来到金刚坡下赖家桥附近安家落户。
金刚坡位于成渝古道上，距重庆市区约七十华里，其间多为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从重庆市区乘车往西经过哥乐山，再下行二十余里便到了金刚坡。金刚坡下的第一站便是赖家桥。再往西是陈家桥和青木关两个较大的站。出了青木关便是壁山县和铜梁县了。
金刚坡一带重峦叠嶂，林木茂盛。我们家住的地方距赖家桥约二里路，是租的一个岑姓地主的房子。岑姓地主家是个独立的大院，院子前面有大片竹林，清澈的小溪环绕竹林而过。院子后面是树林和竹丛，其中两棵巨大的皂角树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因所结果实可以当肥皂用而得名。院子的东北是金刚坡和郁郁葱葱的山峦。而金刚坡下是层层梯田与错落有致的农舍。每到黄昏时刻，落日余晖照在金刚坡上，牧童牵着耕牛缓缓归去，农舍升起袅袅吹烟，确是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
初到金刚坡时，因为刚刚结束动荡不安的逃难生活，大家都有欣慰之感。父亲除了要安顿好全家的生活，经常要去赖家桥全家院子，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仁商讨抗日宣传事宜。但每得空闲，便回到宿舍做自己的事，当然不外乎作画、著书及搞篆刻。因为父亲既是画家，又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著作家，还是篆刻家。他在大学里教授的也是这三门课。1940年9月，国共合作破裂，文化工作委员会解散，父亲又回到当时在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任教，同时兼任国立艺专的课程。自那以后，父亲每周都要去沙坪坝上课。而从金刚坡到沙坪坝来回数十里山路，父亲常常是徒步行走。他把这看成是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大好机会。因此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雪，他都坚持步行上班。
父亲有副清癯的面孔和修长的身材，总是穿着一身陈旧的青灰色长衫，手里拿着一个装满讲稿和书籍的提包和一把油纸做的雨伞，脚上穿着一双已经有些破损的黑布鞋。这就是父亲出门远行时的标准形象。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他的学生，对这一形象都非常熟悉。在人们心目中，父亲才华横溢而又学识渊博，既有艺术家的气质又有学者的风度，却永远保持一介布衣、朴实无华的外表。
父亲是个极其勤奋的人，不论在什么样环境里，无论在南昌做教师时，在日本留学时，还是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时，他都同时要做好几件事，而且有严格的工作计划。来到金刚坡后，经过短暂的调整适应，他便开始井井有条地生活。但父亲身上的压力是巨大的。不但有工作上的压力，还有生活上的压力。当时的重庆，因战乱及大量人口涌入，物资奇缺，物价飞涨。而知识分子的收入极其微薄。生活的拮据常使父母感到为难。父亲曾在作品题记中写道：“战时一切均极激荡------所居仅足蔽风雨，所衣皆丁丑前之遗------真如大痴家无担石之储也。”郭沫若曾在文章中描述父亲当时的状况是“穷，穷，第三个字还是穷。”
但生活上的巨大压力并未打乱父亲的工作计划。仍不断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不断地发表新的学术著作，不断地推出自已的国画新作，举办画展，也没有停止过他对篆刻艺术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而这一切，都是在完成中央大学与国立艺专这两所学校每周数天的授课任务之外的时间里做到的。
金刚坡下抱石山斋
在金刚坡我们生活了八年。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的美好时光，从开始有记忆的孩提时代一直到快读完小学。我童年的回忆完全围绕着金刚坡，所以金刚坡永远使我感到亲切。但今天人们之所以常常谈起金刚坡，那是因为到金刚坡以后，父亲作画常常要题上“作于重庆西郊金刚坡下抱石山斋”。八年之中父亲在金刚坡下创作了数百幅画，其中有许多已为世人所熟知，如《潇潇暮雨》，《万竿烟雨》，《丽人行》，《屈子行吟图》等等。今天这些作品已成为全人类的文化珍品，早已价值连城，海内外藏家欲重金求购而不能。于是金刚坡这个地名便为大家所熟悉，知道它是傅抱石许许多多绘画精品的诞生之地。
但到过金刚坡的人都知道，这间父亲称为“金刚坡下抱石山斋”的屋子，其实连画室都称不上。它原先只是房东家堆放杂物的仓库，既矮小又阴暗。房间里只有一张方桌，是房东借给我们吃饭用的。因此必须等我们吃完饭以后，父亲才可以用它来作画。由于光线不足（只有屋顶上的两块透明瓦透点光线进来），父亲总是把桌子搬到靠门口处，借着门外的光线才能作画。而等到下一顿饭开始之前，父亲还得把桌子上的一切收拾起来，好放饭菜。这就是父亲在他的画上所题的“金刚坡下抱石山斋”。
父亲作画时全神贯注，用大笔在纸上纵横驰骋，须臾间便满纸烟云。由于渲染时水用得多，整个画面湿漉漉的，需要赶紧放在火盆上烤，烤到半乾再放到桌上进一步加工收拾。若在夏日，父亲常常是光着上身，脖子上围着一块擦汗用的发黄了的毛巾。父亲的这一形象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中。
父亲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把他的“山斋”与他所崇拜的清初大画家石涛的“山斋”相比。石涛曾有描写他的“山斋”的诗一首：
年来我得傍山居，消受涛声与竹渠；
坐处忽闻风雨到，忙呼童子乱收书。
父亲说这首诗似乎正是写的他自已的处境。其实，比起父亲在“金刚坡下抱石山斋”里的处境来，石涛还是要舒适高雅得多呢！
金刚坡时期父亲的作品具有泼辣厚重的特点，故作画时用墨特别多，而磨墨便成了一大任务。通常这个任务由我母亲来承担。而我与小石兄弟俩也常被“抓差”。但磨墨这件事我的耐性最差。只要有朋友叫我去玩，我的心便会立即离开砚台飞到树林里去了。父亲每每因为墨磨得不够浓而强令我“返工”。
往往醉后
我对父亲的“最大贡献”是到店铺替父亲打酒。父亲酷爱饮酒。无论吃饭、作画都离不了酒。甚至在看书、写文章，与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少不了酒。他对不同的酒好象并无什么偏好，茅台固然为其所爱，二锅头也一样喜欢。但在抗战时期的乡下，瓶装的名牌酒是买不到也买不起的。当时只能在附近的店铺买散打的高梁酒。离我们家最近的店铺是在金刚坡下一条叫“坡脚”的小街上。每到吃饭前，母亲就会让我去给父亲打酒。她交给我一个酒瓶和几个铜板，我便光着脚（有时穿双草鞋）一路小跑直奔店铺。店铺老板见我来了，便打开酒坛，用竹子做的量具（分老称二两、四量、半斤三种）往瓶子里装酒，每次半斤或一斤，全看父亲的需要。
父亲的酒量并不特别大，一次有半斤白干下肚，就算过了酒瘾了，然后就会进入微醉状态。此时我就要特别警惕了，因为父亲往往会在这时候找我的“茬”，并借着酒性对我大加训斥。我也有被父亲“冤枉”的时候，但一般说来还是“事出有因”。小时候我的顽皮是出了名的，经常和别的孩子打架，还喜欢爬树，为了掏鸟窝里的鸟蛋或小鸟，经常把衣服弄破，所以闯祸不断，父亲对我也就特别感到头痛。但他骂我的时候常用成语或文言，比如“庙前庙后”、“无以复加”之类，我过了很久都弄不明白其中的含意。
父亲到金刚坡后不久，就刻了一方闲章“往往醉后”，刻这方章当然与他吃饭时好饮酒没什么关系。这方闲章是用来钤在他的画上的。但他又不是每幅画上都钤上这方章。人们曾研究过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才钤这方章。父亲并没有对谁说过其中的原因，但只要细看他的作品，就不难看出父亲只在对作品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情况下才钤上这方章。
父亲饮酒作画的故事早已成为众人皆知的画坛轶事。作画时便要饮酒的习惯应该是到金刚坡以后才形成的。入川之前，无论是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都找不到他与杜康结下不解之缘的证据，更不要说抗战以后的逃难期间，他不可能边逃难边饮酒了。
四川人的酿酒技术相当高，即使在乡村店铺散打的高梁酒，父亲喝起来也是非常惬意有恍入仙境之感。
父亲因饮酒过量，导致作画失败的情况的确有过。他曾对别人说过这样的例子：有一次他一边喝酒一边作画，最后醉熏熏地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想起昨晚的画却找不到了，于是大家一起彻底翻找，最后在蚊帐顶上发现了它。但这幅画因渲染过度而成了废纸，是父亲自已把它揉成一团扔到帐子顶上去了。
另一个例子是1942年6月，父亲拟作一幅《龚半千与费密游》图，但“把杯伸纸，未竟竟醉”。等到“深夜醒来，妻儿各拥衾睡熟，乃倾余茗，研墨成之。蛙声已嘶，天将晓矣！”这是画成之后，父亲在题记中的生动记叙。
但这都只是难得的例外。父亲钤有《往往醉后》闲章的作品为数众多，它们可都是成功之作、精彩之作呢！
“磨墨妇”与“抱石时慧同观”
由于常为父亲磨墨，我母亲自称“磨墨妇”。其实母亲的作用远不只是为父亲磨墨。我母亲当年不仅是“大家闺秀”，而且还颇有才气与修养。她是南昌第一代女子中学的毕业生，又在武昌艺专学过音乐和美术，在南昌做过中学教师，既会作曲又会画画。她看中了我父亲的“雄才大志”，放弃了自已的种种抱负，而决心终身辅助父亲成就他的大事业。可以说父亲和母亲双方都实现了自已的诺言。在金刚坡的八年中，父亲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努力于他的事业，并成就了他的艺术生涯的第一次辉煌。而这其中确有母亲的巨大功劳。1945年，也就是我们到金刚坡的第七个年头，父亲为母亲三十五岁生日精心创作了一幅画，并作了一篇充满感激之情的题跋。其中写道：
今日为时慧三十五晋五生日，入蜀六载余，实未尝重视之也。忆与时慧结缡十有五年------余以艰苦之身，避地东川，岳母李太夫人俱来，战时一切，均极激荡，而我辈仍不废丹青------幸时慧忍受向所不能忍者------戊寅秋于湖南东安旅次生一女，卒以入蜀途中殇于四川綦江，时正重庆遭敌狂炸之翌日。嗣后连得珊、璇二女，哺育之苦，时慧任之，余之感纫为荷也------际兹浊世，一切不堪，倘将来得有所传，皆非余所应有，盖莫非余母之所训，暨时慧之所助成也。乙酉五月十七日，重庆西郊金刚坡下寄寓，并记敬意。时慧赏之，傅抱石。
这幅画上一端庄秀丽的女子立在柳树丛中，回首凝视远方，衣带在风中飘动，一派春意盎然。几乎凡见此画者皆说父亲所画正是母亲的形象。父亲对母亲的一往深情确是见诸笔端呢！
1943年父亲在《巴山夜雨》一画的题记中写道：
予旅蜀将五载，寄居西郊金刚坡下，弥来兼旬淋雨，矮屋淅沥，益增旅人之感。昨夜与时慧纵谈抗战后流徒之迹，因商量营此图为纪念。
在此图中，父亲以大笔重墨画成的山坡几乎占去全画的五分之四，山坡上房舍与树丛交织在朦胧的夜雨之中，唯图的下方有一窗户格外明亮，好似父亲正在此屋中与母亲纵谈往事，触发灵感，当即“商量营此图”。
还有一幅父亲的得意之作，画了两个古装仕女在柳树下信步游春，而“余写此幅未竟，时慧曰：此春光也，即题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母亲不仅是父亲事业上最好的助手，还是父亲作品的真正的知音。
除了生活上为父亲排忧解难以外，父亲在艺术创作中，也常常离不了母亲。父亲对自已的每一幅作品都要求尽量做到完美，而母亲总是他的作品的第一个鉴赏者，父亲对母亲的意见极为重视。当然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譬如父亲自已引以为得意的作品母亲却以为有大的缺陷，并说出自已的理由来。在当时父亲会不高兴，但过了一天，我们发现父亲把那幅画从墙上拿下来了，并在新的纸上重新画起来。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充分体现在我父亲所刻的一方印章“抱石时慧同观”中。这方印章的含义当然并不是仅指父亲和母亲一同观看或观赏什么。它应该有更广泛或更深刻的含义。根据我们平时对父母的了解及父亲在作品中所作的一些题记，母亲确是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某些作品的创作过程。这种“参与”就表现在经营构思一幅作品时的商量，作品完成后的鉴赏，以及作品题目的选定上。因此可以说，父亲特意而刻的“抱石时慧同观”这方章，正显示出父亲对母亲的鉴赏能力的看重与肯定。也显示出他们的长期共同生活是多么幸福与充实，那的确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夫妻关系呢！
警报声响
来到金刚坡之后，原以为可以得到的宁静，却常常被急促而刺耳的警报声打破。这声音表示日本飞机又来了。抗战爆发的第二年，重庆曾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造成了十分惨重的损失。此后便不时有日本飞机来执行轰炸任务。于是重庆便不时会响起警报声。只要警报一响，人们便丢下一切蜂涌到最近的防空洞去，直到警报解除，各自回家。好在重庆是座山城，到处都有山洞。金刚坡一带离城区较远，城里的警报声传不到这里，于是便出现了“乡村警报”。那是敲打铁块的铛铛声。敲打的声音急促，就是“紧急”警报，声音缓慢，就是“解除”警报。
金刚坡并不缺山洞，当地选择了一个较大较深但离我们较远的山洞，略加改造（安一扇较牢的门，洞里面放上一些石块供人坐，当然还得安一些通气设备）就成了“防空洞”。
我们家因有老有小，有警报也不能都去防空洞，一般只是我与小石两兄弟跟着父亲去防空洞，而母亲和外婆就在家里。家里也有个简易的“防空设施”――把家里所有的棉被都放在家中仅有的那张方桌上面，以防房子倒塌。桌子下面则垫上厚厚的纸或木板，母亲与外婆便坐在上面，耐心地等待警报解除。我记得每次跟着父亲去防空洞时他都要带上本书，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在防空洞里时间一长会感到闷得慌，但父亲仍能专心致志地读他的书。
后来我偶然发现在我们住的院子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个佛龛似的浅浅的洞，正好能坐两个人。就向母亲建议，再有警报时我就同外婆一起来这里，比在家里躲在桌子下面更安全些。母亲同意了。从那以后只要警报声响，我就同外婆各拿一张小木凳，还有一个小茶壶和一把扇子，到我“发现”的“微型防空洞”里等待解除警报，那正是听外婆讲故事的最好时机。象“薛仁贵征东”、“火烧红莲寺”这些故事都是我最爱听的。说实话，这也正是我出新主意的动机之一。
我的外婆在跟随全家逃难的过程中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此后她虽然受到全家人更周到和更细心的照顾，但行动极为不便仍增加了她的许多痛苦。只是她从不向别人表露她心中的痛苦，只是手里拿着佛珠不停地念经，祈求菩萨的保佑。到金刚坡以后，外婆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她是个盲人，却很快就摸熟了她每天活动的路线及经常要做的事，例如从她睡觉的床走到放便桶的地方，再走到洗脸的地方和吃饭的地方。在她的有限空间里能够行动自如，但是离开这个她熟悉的空间就要靠别人的帮助了。比如要去院子后面的“防空洞”，也就不到一百公尺的距离，我带着她要走近20分钟才能走到。
父亲对外婆极为尊重，在文章或书信中提到外婆的时候，总称她为“李太夫人”。我从来未见过父亲在外婆面前有动怒的时候。从抗战开始，一直到外婆最后在南京去世，基本上是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父亲是有名的孝子，对岳母也同样做到了尽忠尽孝。
团山堡的沙龙
自从三厅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安在赖家桥以后，郭沫若所在的 全家院子就成了搞抗日宣传活动的中心。许多画家都象我父亲一样在金刚坡一带找了落脚之地。离我们家最近的是司徒乔一家。他家住在距我家不到一里路，一个叫做“团山堡”的高坡上。他们住的房子比较宽敞，还有一间可容纳很多人的“客厅”。虽然没有很大的院子，但房屋四周有苍翠的树木和竹丛，还有他们自己经营的花圃，盛开的大理花色彩鲜艳而美丽。司徒乔一家热情好客，加上住得又近，我和小石就经常去“串门”。
司徒乔是个爱国的华侨画家，特地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日，他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曾激发了人们对日寇的仇恨。他的夫人冯伊湄是个作家。还有三个和我们同龄的女儿：大女儿司徒园与小石同龄，小女儿司徒羽与我同龄，还有个女儿叫司徒双。司徒乔根据女儿的名字给他的画室取名叫“双羽轩”。
我们那时虽小，却已懂得“以画会友”。尤其是小石，他才华出众，很快就以他的画艺征服了司徒家的三姊妹。她们要小石先在硬纸上画个漂亮的女孩，然后给这个纸做的女孩设计各种服装，当然也是纸做的。很快三姊妹每人都拥有自己的纸模特及配套的服装。后来我也主动加入这种游戏，为三姊妹设计模特和服装。但与小石相比，显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小石十岁的时候，与司徒家大女儿司徒园合出版了一本诗配画的小书，取名《浪花集》，其中有司徒园的儿童诗及小石插画式的图画。因为两个作者加起来才20岁，这本小书曾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尤其是我们与司徒两家格外感到高兴，把这本书看成是我们两家合作的结晶。
司徒乔家的“双羽轩”也是当时住在金刚坡的画家们常聚会的地方。除了我们与司徒家经常往来之外，漫画家高龙生和张文元，擅长画牛的李可染也常去“双羽轩”。大家在一起谈论艺术与时政，有时还趁兴挥毫。“双羽轩”俨然成了金刚坡下团山堡上的沙龙。有一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团山堡上热闹非常，原来是父亲的好友、名记者罗寄梅夫妇来访。朋友们齐集“双羽轩”，大家畅谈一番后，决定趁兴挥毫合作，并且很快商定画以梅妻鹤子闻名的林和靖。画成后由我父亲写题记：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二日，集重庆西郊金刚坡麓双羽轩，主人司徒乔为娱寄梅贤夫妇来游，乃有合作雅事，此第二帧也。写和靖者蓬莱高龙生，写鹤者太仓张文元，写梅花者新喻傅抱石，彭城李可染，而女主人冯伊梅亦作横枝，傍乔兄坡石。迨晚灯下属抱石题之。合作完毕，时候已不早，主人以狗肉宴招待客人。那狗肉的来源系乡村的野狗，当日将其诱捕至家中，然后由司徒乔的内弟将其悬挂在树枝上，以棍敲打，使其体内的排泄物尽出，狗亦断气，再进行下一步的加工。此一过程被我亲睹，印象至深，尤其那狗的惨叫声令我难忘。故当烧熟的狗肉端上餐桌，众人争相品尝之时，我却感到“不是滋味”。后来我才知道广东人爱吃狗肉，就象我们吃鸡鸭一样，是家常便饭。司徒乔正是广东人。
在司徒乔家还举行过正规的沙龙式的活动。有次大概是赶上他家人的生日，邀请朋友去玩。我们一家准时到场。他家的客厅里已经点燃了好多支蜡烛，还准备了点心，留声机放着音乐，那种气氛令我感到特别新鲜，因为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而最让我感到新奇的，是跳华尔兹舞。在“风流寡妇”的乐曲中，只见主人和客人结对翩翩起舞，不会跳舞的人只能在四周旁观。司徒乔长着一脸大胡子，穿着标准的西服，确有一副欧洲绅士的派头，他先与他的女儿跳，然后发现我和小石只是呆呆地站在一旁，就一把拉过小石，几乎是强行让他跟着自己跳。小石近乎狼狈的腼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总之，司徒乔家的这种活动在金刚坡应该是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了，它让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除了司徒乔，我最感兴趣的画家还有李可染。他的住处恰好在我上学的“清龙咀小学”里面，是一间十分矮小的屋子，大概只能容纳他一个人。但我常在上课之余到他的房间去玩，因为他会给我做玩具，诸如可以喷水的水枪，可以打鸟的弹弓，最复杂的玩具是用竹子做成的小推车。在我的心目中，他并不是画家，而是一个真正的能工巧匠。几十年之后，有次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陪同已成老者的可染先生看画展，我曾问他是否记得在金刚坡为我做玩具。我话音刚落，他就接着用徐州口音说：“小推车！小推车！”令我惊讶不已。
此外，漫画家高龙生先生也曾让我印象深刻。有次夏天傍晚时分，高龙生、张文元、李可染等几个画家都来到我们家，大家坐在门前的大场子上乘凉。恰好房东家的老太婆也在场子的另一端乘凉，正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只大狸猫趴在她脚下睡得正香。这个镜头进入了高龙生的视线，他立即拿出钢笔和随身带的速写本，没过多久就完成了一幅漫画式的速写，老太婆和懒猫画得惟妙惟肖。大家一边传阅一边抿着嘴发笑，怕惊动了那位在睡梦中做了一回模特的老太婆。
洋人下乡求画
1942 年10月，重庆励志社举办了《傅抱石教授国画展览会》。这是父亲在重庆举办的首场个人画展。画展在重庆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父亲画作新鲜而独特的绘画风格，广阔而充满历史感的题材，大块文章的现代审美情趣，潇洒飘逸的人物线条，与前人迥异的树石皴法，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但一些思想保守者看不惯父亲这种打破老传统的作品。他们不承认这是中国画。当时的重庆日报刊登了一位保守派名人的打油诗：远看象冬瓜，近看象蛤蟆，原来是国画，哎呀我的妈！但更多的人（如郭沫若、徐悲鸿、常任侠、张安治、陈晓南等）则热情地赞扬父亲的画展取得巨大成功，欢呼“中国画坛出现了又一颗巨星!”
父亲的画展只举行了三天，但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当时在重庆的欧美人士也对父亲的作品产生了极大兴趣。英国影响颇大的杂志《画室》在封面刊登了父亲的作品《万竿烟雨》。一些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争相与父亲结识，他们不仅在展场上订购父亲的作品，还邀请父亲到大使馆做客。于是父亲结识了许多外国友人，其中有英国外交官赫尔利，法国参赞爱里舍夫，秘书典庐士，荷兰大使高罗佩，还有当时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的英国画家斯高特等等。这些欧美人士都十分欣赏父亲的作品。他们把父亲比作“中国的印象派”“中国的莫奈”。这是因为父亲作画擅长用渲染之法来营造出画面浓郁的气氛。父亲说渲染之法古已有之，宋人就很擅长此道，日本人是从宋人那里学去的，我只是再把它拾回来。
这些欧美人喜欢父亲的画的故事很多。一次法国大使夫人找到我父亲，说她刚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中她身在教堂的花园里，周围开满了鲜花，有马蹄莲，康乃馨，虞美人，美丽极了，醒来仍浮现在眼前，希望父亲能把这梦境画出来。父亲只好根据大使夫人的叙述作了幅画，画面上一位法国贵妇徜徉在花丛中，背景是隐约可见的教堂，一切处于朦胧之中。大使夫人见画之后，不禁惊呼：“这就是我的梦！傅先生的画笔太神奇了！”
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金刚坡接待“洋客人”。那些喜欢我父亲作品的外国朋友，有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为了求我父亲的作品，决定深入“金刚坡下抱石山斋”。一天上午，他们一行五六人，在我父亲的学生沈左尧的带领下，从重庆驱车直奔赖家桥，再顺着田间小路来到我们家。这在当地是件空前的新闻，可以说引起了轰动。在客人到来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主要的是如何接待这一群洋人。我们住的房子既狭小又简陋，而房东家的“堂屋”比较宽大。于是便由父亲出面与房东商谈借“堂屋”之事。“什么？洋人要到金刚坡来？来做啥子？”房东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地主，听说他的穷房客要在家里接待洋人，感到十分不可理解。经过耐心的解释，他终于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临时把“堂屋”借给我们接待外宾。因此当客人来到之后，我们直接把客人领到了一切准备就绪的“堂屋”。
这间“堂屋”面积有三十多平方公尺，是整个岑家大院最大的一间屋子。平时家里有什么大一点的事大家就到这里集中，房东老地主常在这间屋子里施展他的威严，一般人不能在里面乱跑动。
洋人进了“堂屋”后立即开始观赏父亲的作品，并用他们的语言发表评论。沈左尧便忙着翻译：“太精彩了！”“太有趣了！”“你是怎样画出来的？”客人很快就选定了自己的目标。一切谈妥之后，时间已是中午，该吃饭了，便急急忙忙地把画收起来放到我们自己的房间里，而“堂屋”变成了餐厅。
那真是一桌地道的“农家菜”：鸡鸭鱼肉外加新鲜蔬菜，算得上丰盛。主人和客人围桌而坐。“洋”客人在刚刚“饱餐”了一顿“精神粮食”之后，面对满桌的“物质粮食”胃口丝毫不减，立即大吃起来。来的“洋”客人中，有的已在中国多年，能勉强使用中国的筷子。但也有的完全不会用，因此无法把美味菜肴送到嘴里，情急之下，只见他们把筷子一扔，直接用手抓吃起来。这一镜头被在门窗外看“西洋景”的人看见，在哄笑声中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原来是那木窗户被外面围观的人压垮了。
虽然出了这样的“事故”，但这次“外事活动”还是给房东老地主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他见人就说：“乖乖隆的冬，傅抱石还真不简单，把‘洋大使’都搞到金刚坡来了！”
告别金刚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重庆城里又是发号外，又是敲锣打鼓放鞭炮，大街小巷挤满了欢庆胜利的人群。而在金刚坡就没有这么热闹了。在我们住的地方也能听到稀稀落落的鞭炮声，那是从赖家桥传过来的。所有的人都露出喜悦的表情。那天下午房东老地主手里拿着一张号外兴奋地走进我们家，一边喊着：“傅先生！傅先生！”，母亲告诉他父亲已去了重庆。老地主说：“小日本投降啦！你们也要回下江去了，金刚坡留不住你们啦！”，所谓“下江”是重庆人对长江下游各省的称呼。
的确，金刚坡的日子快要结束了。那年我读完了小学四年级，“清龙咀小学”是所初级小学，没有五年级。我就问母亲，我以后到哪所学校上学。母亲说，我们将跟着父亲到南京去，以后你要在南京上学。从金刚坡到南京，固然应该高兴。但我对南京毫无概念，而金刚坡则是我几乎全部的已知世界——八年中我基本上没有离开过金刚坡，最远处只到过陈家桥和哥乐山。到金刚坡以前的逃难经历只留下了一些极其摸糊的印象。
我们真正离开金刚坡是在一年以后。父亲工作的中央大学迁回南京是项庞大的任务，必须等到南京的一切基本就绪，父亲才能继续到中央大学授课。因此父亲决定继续留在重庆，继续在金刚坡下抱石山斋作画。直到1946年10月，我们全家才迁到重庆市区，在父亲一朋友家中先作短暂停留。那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重庆的闹市，先到重庆电影院看了场电影《一千零一夜》，又到重庆大剧院看了场京剧《大闹天宫》，才对这座山城有了一个较完整的印象。
我们家在金刚坡期间又添了两个妹妹——益珊与益璇。大妹妹益珊的出生填补了我们家缺女儿的空白，因此父亲对她百般疼爱，每次从城里回到金刚坡总要给她带小礼物：点心或玩具。因此如果她知道父亲这天要回家，她就会站在路口的芭蕉树下等候父亲的到来。父亲老远看见妹妹迎接他的样子，就会高兴得用江西口音连声说“乖仔！乖仔！”父亲偏爱这个妹妹，以致她多次在父亲的画中出现，而且总是站在芭蕉树下，我们一望而知那是妹妹在等待父亲回家。
终于，乘飞机从重庆去南京的一切都安排好了。重庆的江北机场上停放着几架约有三十个座位的小型飞机。因为机仓狭小，对每个人的行李加以限制。母亲便采取措施减少行李，办法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多穿衣服。虽然是秋天，我们都穿得象严冬时一样。螺旋浆转动了，在震耳欲聋的噪音里，我第一次体验乘飞机的感觉。在飞机上我并没有去多想很快要到的南京会是什么样。我在想的是金刚坡。它是我的故乡，事实上的故乡。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我曾多次回到金刚坡，去寻找我童年回忆中的一切。
父亲也曾在1960年特地到金刚坡下重游故地。当父亲站在“坡脚”当年打酒的地方回忆往事时，忽听到有人大声直呼“傅抱石！”定睛一看，原来是蹲在店铺门口的一个矮小老头在喊他的名子。仔细辩认，此人正是当年的房东。他在土改时被送到新疆劳改，劳改结束后刚刚遣回金刚坡。他在街上见到我父亲时开始也不敢认，待确认后才猛然一喊。就在这一喊声中，父亲似乎又见到了当年那个神气活现的老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