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墨象——湖北书法篆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荆楚书道翰墨香
张天弓
中国书法是中华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一朵艺术奇葩，历经数千载仍枝繁叶茂、欣欣向荣。湖北地处长江流域中部，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是一种绚丽瑰奇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荆楚大地，文化底蕴深厚，书艺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楚系文字书法，从出土实物真迹看，主要有金文、竹简、帛书三大类，还有其他少量的陶器、漆器、玉器等。书道“楚风”发韧于楚金文，西周晚期“楚公蒙钟”已开始显露出既有周人典雅风格影响，又有巫文化底蕴的奇异个性。随着楚国的强盛和扩张，其文化艺术精神迅速传播，金文楚风影响到长江流域各诸侯国书风的变化。
楚金文主要是纪事颂功，属于典型的官书，多铸刻在重要的青铜器皿上。楚简帛书则是竹简丝绸上的手书墨迹，能直接展示写手的意兴，且写手成分多样，上至巫官下至平民皆可参与，其高手挥洒之际更能流露出多样化的审美个性。楚金文与楚简帛书虽然交互影响，但楚简帛书更灿烂多姿，最能代表楚风的艺术水准和审美特性。
从20世纪至现在，出土的楚简近万件，文字多达十万余，单字总量近五千，多是楚系书风成熟鼎盛时期的作品，如荆州出土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等。楚简的出土，一次次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楚简旋风从考古界、学术界刮到书法界，正赶上新时期的书法热潮，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上古书法史和书法艺术传统。先是篆隶创作中汲取、移植、借鉴，接着是进行艺术文化史的学术研究，形成了一股持续的“楚简热潮”。2009年8月在湖北荆州召开了全国楚简帛书法艺术研讨会暨作品展，盛况空前，对书法艺术繁荣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两汉之际书法艺术步入“自觉”发展时期，先是章草，再是隶书、篆书，随后是行书、楷书。汉文化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总结，也是秦文化和楚文化的融合。楚文化对书法的“自觉”有着重要影响。东汉崔瑗咏赞章草的赋作《草势》，是今存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书学文献，她首次揭示了书法创作的即兴挥写的这种特性。这篇重要书论是直接受到傅毅《舞赋》、张衡《舞赋》影响而创作的。前者是托名于楚襄王与宋玉关于乐舞的问答，后者是关于淮南乐舞的描述，二者实际上都是楚系乐舞。书学理论的产生，是书法艺术“自觉”的一项重要标志。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刘表治理荆州（治所襄阳）19年，社会安定，大批避乱学者投奔荆州，逐渐形成“荆州学派”，一时间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著名书法家邯郸淳、梁鹄也来到荆州，荆州归附曹操后，他们即入仕洛阳，成为魏初书坛的中坚，书法家卫顗、韦诞皆为邯郸淳弟子。邯郸淳后来为曹植的老师，又补石经，梁鹄常题署魏宫，皆一时之盛。这是汉魏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襄樊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南朝书学将汉魏书法“自觉”以来的名士书法概括为“钟（繇）、张（芝）、二王（羲之、献之）”。钟、张为“古”，二王为“今”，古质今妍。东晋王羲之是新书风的伟大创造者，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有趣的是，王羲之32岁时应征西将军，江、荆、豫三州刺史庾亮的征聘而来到武昌（今湖北鄂州），任征西府参军、长史，约6年时间。在武昌期间，王羲之“玄礼双修”的思想基本成熟，书法开始成名，处于开创新书风的前夜。由于史料不足，我们只知道他参加“南楼理咏”雅集，既清谈玄理（《易》、《老》、《庄》），又酬唱吟诵，至于新书风与楚文化是否有更多关联，不敢臆断，但武昌本为三国东吴之故都，先秦楚国之重镇，不能不令人顿生诸多遐想。
唐代是书法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盛唐时行书大家李邕，为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祖籍江夏（今湖北武汉）。其父李善，注释《文选》精绝，李邕也是著名文学家，与李白、杜甫相友善。其著名书法作品有《岳麓寺碑》、《云麾将军碑》等。李邕是古代为数不多的湖北籍书法名家之一。
中国古代真正的“文人书法”是从北宋开始的，后世称之为“尚意”书风。北宋四大家中的苏、黄、米，在湖北皆有卓越的成就。大文豪苏轼（四川眉州人）因“乌台诗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谪居黄州4年，达到他书法创作的巅峰。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帖》及《杜甫桤木诗》、《前赤壁赋帖》即创作于黄州。今黄冈市的“文赤壁”即是苏轼谪居时的遗址。
宋四家中最富创新精神者当属黄庭坚（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行书、草书皆风格卓异。修水比邻湖北咸宁，黄庭坚一生多次游历荆楚，其行书代表作《松风阁诗》即创作于鄂州西山。还值得一提的是，晚年他谪居黔州（今重庆彭水），仍专心于草书变法，称自己作草“似得江山之助”，此“江山”应包括入蜀时途经长江三峡的峭壁险滩。“得江山之助”似为黄庭坚狂草出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米芾是襄阳（今湖北襄樊）人，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居丹徒（今江苏镇江）。他是北宋乃至书法史上绝无仅有的怪才。早年书学唐贤及时人，有“集古字”之诮，恰好是在苏轼创作《黄州寒食帖》的同时，米芾至黄州谒访苏轼，承其教诲，始改学晋人，终成为集古出新的书法巨匠。其行书成就最高，堪称天真浪漫。今襄樊市米公祠应为米家旧居的遗址。
清代中期碑学兴起，逐渐取代帖学而成为书坛的主流。进入清代末期，碑学书法和碑学理论已深入人心，其影响之大，远播朝鲜、日本等国，张裕钊、杨守敬是其中贡献最为卓著者。
张裕钊是湖北武昌（今湖北鄂州）人，其书取法北朝碑刻，学古求变，自成“内圆外方”的新体，被康有为誉为“集碑学之成”者。张裕钊辗转南北主讲于多所书院，门生弟子众多，其中有一位日本弟子宫岛咏士，先入保定莲花书院，后随其师来武昌入江汉书院，又随其师到襄阳鹿门书院。张裕钊病危临终时，宫岛咏士是唯一在侧送终的门人。师生情深达八年之久。宫岛咏士将张裕钊书法传入日本，并创立善邻书院，至今仍薪火不绝，为日本汉字书法的一大宗派。据日本《艺术家年鉴》所列谱系，张裕钊、宫岛咏士一支三传而上条信山，四传而田中节山，以及后来的杉村邦彦、鱼住和晃等，皆为日本书坛之俊杰。1984年北京、武汉两地举办张裕钊、宫岛咏士师生书法展览，是新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杨守敬是湖北宜都人，著名地理学家、目录学家、金石学家和书法家。42岁时应清朝驻日本公使邀请而赴日，携带大批图书和一万多件碑刻拓本。他在日本停留4年，与日本文化界人士广泛交流，与日本书法家来往最为密切，使日本书法界对中国的金石学和碑派书法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回国之前，这些图书和碑刻拓本，包括自己在中国已刊行的金石书法著作都出售给日本的书法家和收藏家，连他的《评碑记》、《评帖记》稿本也在日本书法家中传抄并印刷出版。这些活动及影响，促使日本书法家接受碑学并来中国学习，最终导致日本书法风气发生巨变，因此杨守敬被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回国后，杨守敬始终受到日本书法界的关注并保持密切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爆发后，杨守敬避居上海，一位来自日本福冈的永野元直来到上海，执意要拜杨守敬为师学习书法，杨守敬为其撰写教材《学书迩言》，永野元直抄录一本带回日本，随即在日本刊刻印行。1915年杨守敬去世，消息传到日本，日本书法界举办隆重的追悼活动，足见杨守敬在日本的影响巨大。
荆楚书道翰墨香。2009年9月，中国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实现中国书法艺术伟大复兴，中国书法艺术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的过程中，荆楚大地这些优秀的书法艺术文化遗产，将是我们永远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