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笔谈“文人书法”（之二）
文人的角色和文人书法的特征
现代价值是以社会进化为实践依据，以厚今薄古为伦理原则的。在现代价值的名义下，现实中一切运行的机制，都可以找到存在的绝对理由。
进入现代社会，文人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我们习惯把研读经史子集、喜欢吟咏诗词歌赋的士人看成文人；五四以后，我们又把写新诗、写散文、写小说的读书人当成文人。而后一种的认知，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驳杂、纷乱的现代社会，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尤其是教育体制的全盘西化，为数众多的硕士、博士，教授、博导等等被体制认知的高级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打破了中国文人与士人的一元结构。这种历史性的改变，让我们对文人身份的识别，对文人精神的确认产生了极大的障碍。因此，我们谈论当代文人书法时，自然会有一种困惑。
然而，文人书法又是必须提出的问题。第一，文人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代表，文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决定了我们超越自己的程度，对自我认知的深度。第二，文人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承继了太多的历史文化信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必须解读的。第三，中国文人的生命形态，是对世俗社会的修正。它在一定意义上，监督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状况和思想道德。
当代社会的世俗性空前绝后。这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不值得大惊小怪。世俗性就是具体性，如果我们一味陶醉在农业社会原始牧歌般的情境之中，能够得以生存的文人不会很多。要知道，工业生产给全社会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它可能使文人失望，但其进步意义也不应小觑。
世俗社会对传统文人生存方式的改变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对文人精神的缅怀，对文人书法意义的追问，对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思考，当然是我们对自己的救赎。那么，我们就不去纠缠文人角色的变化带给我们的苦恼，甚至带给我们的伤害。在当下的语境里，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鼓吹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歌颂仁爱、平等、自由，在书法艺术的创作中展现自己真挚的情感和灿烂的向往。
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为什么不能遗忘文人，为什么依旧寻找文人的意义？对文人的追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对传统的精神记忆。看来文人的意义在这个浮躁的现实里如水一样冲洗着我们的精神暗角。
鲁迅有着清澈的文人的心情。他在《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一文里说：“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别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出路。……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清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文人可能是工具，也可能不是工具。我们乐见乐言的当然是非工具的文人。非工具的文人自然是自由的书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清晰的意见”。而“清晰的意见”才是一个时代的真相，一个人的真相。
当代书法不容乐观，重要一点就是书法家文化素质的低下。书法是综合艺术，其核心要素便是文学。在书法史熠熠闪光的书法作品均有文学的支撑。“五四”以后对传统文化的清算，新式教育的普及，书写工具的改变，对强势语言——英语的崇尚，直接导致毛笔书写的边缘化。当代书法，仅是一部分人以艺术的名义所进行的单一书写。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书法家为掩饰自己的文化局限，把展厅神圣化，把视觉冲击力提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判断高度，与传统书法进行可笑的区别。
文人书法有着显著的人格特征与文化含量。对此，杨永滨指出：“书法的自传性是指书法作品与书法家之间的抽象协调与遥相呼应。在作品中，可以根据形式语言觅得艺术家的师承、人生阅历、情绪情感状态以及审美演变的些许轨迹。”文人书法的自传性，是文人书法的美学依据。它呈现了文人书写的生命意识、思想表述、情感流露。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简洁的注释”。
“清晰的意见”与“简洁的注释”，非文人书法是无法实现的。第一，非文人书法习惯在形式中表现自己的艺术观念。对技法的过分强调，对书写工具的苛求，对书写内容的漠视，极大减少了书法作品的文化力量，使我们找不到与自身相对应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第二，非文人书法的去文化特征，反映了书写者的贫乏与苍白。艺术创作者，必须具有炽热的生命激情和较高的文化素养，反之，艺术作品的感染力自然会降低，应有的审美价值必将失去。第三，非文人书法具有明确的世俗目的，它一直向外张扬自己作为艺术的意义，而不是进入人的内心，观照自己的精神，追问自己的终极价值。
文人书法尚趣也尚义。今天，我们重提文人书法，是呼唤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的建立。改革开放30年，在我们取得了丰硕的经济成果时，史无前例的道德沦丧，是当下危害性极大的精神危机。李瑞清说：“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乎技，不足贵也。”在李瑞清看来，以技巧取胜的书法，不是书法的最后实现。高级意义和真正意义的书法，恰恰是书卷气浓郁的书法，书卷气也是识见与思想的另一种提法。这样的书法正是文人所为，所谓的文人书法是也。
文人的素质决定文人书法的前途
一位颇有来头、又很“文人”的书法家的一幅作品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是一幅草书斗方，书写了杜甫《移居夔州作》其中的四句——伏枕云安县，迁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这本是《移居夔州作》的前四句，很“文人”的书法家在落款时却写“杜甫诗一首”。此诗的后四句为——农事闻人说，山光见鸟情。禹功饶断石，且就土微平。也就是说，加上这四句，才是“杜甫诗一首”。
杜甫《移居夔州作》并不被书法家们广泛注意，在书法作品中书写这首诗，或多或少证明了书写者对杜甫诗的涉猎有一定的广度。可是，仅写了上半阙，竟然写成“杜甫诗一首”，就显得不严肃了，甚至有露怯之嫌。
在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们收发信息的渠道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因此，我常能在手机短信里拜读到文朋书友的诗词作品。应该说，手机短信是一种新媒体，在这里发表的诗词作品不乏优美之作。但，其中的大多数作品是平庸和乏味的。比如，诗人的视角仅对着四季的轮回和节日的更替。春天时歌颂绿草，夏天时颂扬爱情，秋天时赞美红叶，冬天时感叹白雪。五一歌颂劳动，六一讴歌儿童，七一、十一歌唱母亲。题材的雷同与肤浅，不会给诗人带来深刻的人生体验。于是，在手机短信中见到的诗词作品，基本上是无病呻吟、粗词意浅，甚至是韵律不同，平仄不严之作，没有任何的审美价值。我一直为当代的诗词创作泼冷水，其出发点就是对当代诗词写作者缺乏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缺乏人生思考、缺乏独特的生活体验的一种失望。
文人的素质决定文人书法的前途。当代文人书法的式微，首先是文人素质的差异所至。现当代社会学科分工细化，社会对文人的认知亦不是沿袭传统的价值判断，而是以现代汉语主导下的文化话语为核心要素，决定着当代文人的兴趣取舍，衡量着当代文人的能力与水平。
对当代文人书法的认识，我们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更不能无视社会转型过程中对文化标准、艺术标准的重新评估和重新确定。
但是，不管是如何地重新评估和重新确定，写了杜甫四句诗，便写“杜甫诗一首”，显然是不妥的，甚至是文化准备严重不足的表现。同样，仅做社会的传声筒或说教工具，离文学创作的主旨远矣，更不能提倡和推崇。与此我们不难看出，文人书法的问题极其复杂，它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处境和传统文化与当下对接的问题。
越是复杂的问题，越有讨论的必要。当文人书法坚强地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并且在今天的审美生活中发生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视她的存在，当然是愚蠢的。那么，不管时代对文人是如何要求的，我们对文人书法的要求无论如何不能降低应有的标准。这个标准当然与文人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任何角度审视，当代文人的生活和感受、思想与体验，都是历史上的文人所不能比拟的。比如对自由的向往，对民主的诉求，对爱情的渴望，对平等的尊崇，对自然的热爱，都是我们先人闻所未闻之事。想一想，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社会里，在杀戮、阉割与裹足肆虐横行的社会里，文人保持澄明的内心该是多么的艰难。因此，我们的前辈不是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便是成为统治者刀俎下的鱼肉。舍此二者，便是死路一条。
法制与民主的政治环境，更适合文人们的生活。只是现代社会对文人的职业规范，或者说文人成长的教育环境，以及技能，都与我们以往的生活拉开了遥远的距离。比如，毛笔书写已经不是中国人唯一的文化应用，诗词创作与诗词欣赏，也不是中国人审美生活中普遍的文化形式。工业文明作用下的现代音乐、影视、卡拉ok、浅阅读、游戏，等等，当之无愧地、全面地介入了我们的现实生活。讲一口流利英语的读书人，在电视上侃大山赢得广泛赞誉的读书人，不会写毛笔字、不会写中国诗、填中国词的读书人，用现代汉语写散文、小说，写电影、电视剧本的读书人，我们可以说其不是传统意义的文人，但我们无权说其不是当代的文人。
中国文人的角色尴尬，自然是中国文人书法的身份尴尬。在我们不得不选择一种新颖的社会制度，接受一种新颖的文化现实，我们对文人书法的遗忘与背叛，就成了可以理解的事情。重要性在于，遗忘与背叛是正常的，守望与继承也是合理的。对文人书法的记忆，是我们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对文人书法的审美需求，是我们对一个国家现实形态的自信。因此，寻找文人书法的前途，是对当代文人的维护。
既然文人书法是我们精神领域里的重要存在，我们对文人书法的企盼当然不能降低标准。前文提到的“颇有来头”、“很文人”的书法家写“杜甫诗一首”的“不文人”事情，拿顺口溜当律诗的现象，就不该经常性、普遍性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文人的素质决定文人书法的前途。我们需要淳厚、雅逸的文人书法，就要求当代文人书法家必须与传统文化气质相融通，必须掌握中国书法的书写技术要领，必须具有忧患与慈悲的情怀，必须了解并且能够欣赏我们的传统文学，必须具有关怀的能力和思考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