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瑾握瑜 踵事增华——陈大羽其人其艺
陈大羽与李罗师生合影
大有余-1993年作-60×47厘米
风霜独秀-1999年作-68×46厘米
荷阴凉凉 絮语绵绵-1956年作-68×68厘米
鸟语花香春意浓-1999年作-85×52厘米
茹素佳味-1993年作-60×47厘米
幸福万年-1998年作-60×47厘米
很多人一提起陈大羽的名字,便会很快地联想并脱口而出说大羽先生是当代画鸡的大师!
此话不假!的确画得好!先生所画之鸡——精神抖擞,豪迈帅气,笔墨淋漓尽致,赋色浓重典丽,造型干练精到、呼之欲出,真正叫绝!刘海粟大师曾赞题“骨气洞达、爽爽有神”。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齐百石老人就给予极高评价:“论艺术能有天分过人,有此画鸡天分,天下人自有眼目。况天道酬勤,大羽弟应得大名。” “赵吴之后,独见陈君”。从先生的母亲为其养鸡到先生自己养鸡,又到养鸡场去观察、写生从未间息,积累大量素材。早有古人称赞鸡有文、武、勇、义、信五德,先生为此愈加爱之、赞之、颂之、画之并享大名!
但是,若以为大羽先生仅以画鸡见长那就有失偏颇了!
先生大写意花鸟画涉及题材十分宽广、兼善:梅、兰、竹、菊、松、柏、荷;牡丹、芙蓉、紫薇、石榴;藤萝枝蔓;鱼虫禽鸟;瓜果蔬菜,博古静物……凡能入画者尽皆收于笔下,且都夸张概括、简约生动、朴厚灵奇,既有古韵,还富新风!例如,他画腊嘴鸟,寥寥几笔点厾,再简明扼要地勾写夸张概括了的大嘴巴、大眼睛,活泼泼的跃然纸上,让你过目不忘,这是陈家的腊嘴!紫藤,飘逸的花序穿以草书、篆书兼而有之的藤蔓,一排姿态各异又互为顾盼的腊嘴鸟置于其间,真是苍润有致,动静结合,绘声绘色,书韵画趣,尽收眼底!
写意花鸟画中,牡丹这一题材可谓太普及了!先生秉承了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先贤的大家之风格,并更加简约、朴茂、大气,一反世人多为艳而媚、弱而俗的甜糯之像。大羽先生经常画“博古”——即一般人或西洋画中谓之静物画的。诸如他常善大笔洋红厾出一双大寿桃,配以色破墨的杏子、佛手,加上一盆翠绿叶、朱红果的万年青,题曰“幸福万年”;两棵小白菜、几个西红柿、配以蘑菇、茭白等表达常人的不平常的追求,题曰“世世清白”;以前不少人画水中鱼,不管是观赏鱼,还是草鱼,多以“鱼乐”题之。而先生于1977年曾在一幅群鱼图上题写:“庄周濠梁观鱼,谓鱼乐也,余曰非也,鱼非乐也,世有纶筌在,鱼忧惧不暇,鱼何乐之有。”道出世间万事万物的辨证关系,警示不可盲目傻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先生心怀真情,深思良久,用郁郁苍松和晶莹白菊组合搭配,以天安门前革命英雄纪念碑为背景构成一幅“银花千重亿众心”的大画。尽人皆知用花鸟画进行带有政治性主题又非标题式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但大羽先生这幅画让人看了完整、流畅、自然、清新、壮阔,同时一股庄严、肃穆、素雅、洁静之气扑面而来,你站在画前会与作者共鸣,并从中得到了心灵深处的感触与慰藉!体显出一幅好作品的能量幅射是多么之大!情真意切、朴茂崇善、阳刚老辣、大气磅礴,正是先生作品最具感人魅力之所在。
大羽先生创作了大量的书、画、篆刻作品,其数量与质量均令人叹为观止。近七十年的教学又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学子,真是桃李满天下,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卓著贡献!他常教导后生:“画家要善于动脑子、勇于独到”,“做人要老实,但作画可不能老实”,“天道酬勤”,“水滴石穿”,“用志不纷,乃凝于神”,“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他教导学生要有民族自豪感:“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是不断沉淀积累起来的……我们在文化上不是第三世界”!先生又说:“时代变了,人们的思想也在变,艺术观念、笔墨技巧、美学情趣等等都会发展变化的”,“说得中国画一无是处,是根本不了解传统,无知!” “中国书、画的传统是了不起的!”先生不光要求学生,自己也坚持“先器识、后文艺”。他一生不求虚名,谦虚、执着“要让作品说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汕头日报》刊载刘昌潮老画家的文章:“……大羽教授在中国的书画印合璧的探索中所走的创造历程,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生活、潜心传统、开拓新域的宝贵经验和值得思考的课题”。
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独具民族特色,是我们源渊流长的优秀传统,她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这种看似容易但却要求极高、其实很难的特征在于:画家必须具备德行、品格、气度、学识等诸多方面素养高层面的综合交融,并能以出色的技法技巧完美的展示呈现。正所谓“品高画自高”已成为许多画家艺术境界追寻的崇高目标!大羽先生知难而行,忠贞不渝,攀得高峰!
1935年,陈大羽先生离开广东家乡远赴上海,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美专三年级插班。师从诸乐三先生,接受吴昌硕画风的薰陶。后又进京师事齐白石老人,耳濡目染,勤学苦练,进一步领悟到大写意花鸟画的艺术真谛,得到白石老人的激赏!尔后在漫长的岁月里,先生努力进取,深研传统,广师造化。书、画、印、诗融于一炉,终于形成了个性面貌,自立于师门内外,既存中国文化传统之精髓,又富新时代文人的豪情。作品注重传神,意境旷达,造型生动,行笔刚劲,气势雄潜,极具艺术感染力!
先生治学十分严谨。前面所谈花鸟画的创作仅仅是他许多题材和体裁中不及万一的;同样,必须要提的是:先生的书法、篆刻与其绘画上的追求是一致的——真、善、美。为此,他博学精研,融会贯通,厚积薄发。《石鼓文》、《散氏盘》、《爨宝子》、《张迁碑》、《三公山》等都有深攻化合之功,成为他篆书颇具北碑犷达之风的神髓所在;行草则在法宗李北海《李思训碑》、《麓山寺碑》、怀素《自叙帖》等范本的前提下,继而深入吸取清人王觉斯笔力雄健、长于布白的风采,形成了既有怀素的圆畅流动又有王铎的顿折转翻,注重筋骨血肉完善统一和力度、气势、韵律高度协调的书风。观其创作,似古藤虬蔓、苍莽厚重、酣畅爽利、纵横驰骋、意气风发!大羽老师篆刻的造诣超群,尽人皆知,正如马公愚先生赞道:“所作印深得汉人遗意,不趋时媚俗,它日当目无浙皖,自成一家。”先生以书入印,以画入印又善博采众长、匠心独运,卓然成家!
艺术是归之于人文的,故艺术家本人的品格德行是其艺术创作风貌的决定因素!著名美术教育家、画家谢海燕先生与大羽师有着数十年的师友情谊。谢先生在陈大羽书法篆刻集序中写道:“……大羽同志在艺术道路上奋斗了大半辈子,他不随流俗不慕虚荣,学习传统,注重功力,以一种奋发自励、锲而不舍的精神,大胆创新,抒发胸臆,表现了磅礴的生命力。……他的书、画、印熔铸成和谐统一、雄健奇肆的艺术风格。三者各具特色,而又交相辉映,这是令人钦佩的。……”
大羽先生常自谦不擅作诗,但细看他画面款识用语却很朴实寄怀,耐人寻味。他的书法、印章内容的选择和立意,多有时代气息,强调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先生认为艺术作品不仅要给人以美的感受,也要给人以鼓舞和力量。例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有为有不为”;“见义勇为”;“直如朱丝绳,清似玉壶冰”;“为学不作媚时语”;“以誉为谤,以谤为师”;“百年树木,千年树人,树木作栋梁,树人留青史”;“留得瓜儿种,时时忆苦甘”。记得大书家、人称草圣的林散之老人请大羽先生刻章,原句为“半残老人”,结果却得一方“不残老人”之印,一字之差,精神豁出,为林老所钟爱!至于有人请先生刻一方“鹤立鸡群”,甚而还有求刻“当今领袖是乡亲”之类的闲章,均被羽师婉言拒绝。
恩师陈大羽先生取得极高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他一生中特别注重人品修炼,爱国家、爱人民、爱事业,更爱学生。年纪稍大的人都知道,1974年,那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批黑画”运动,原本是“四人帮”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斗争,波及范围很大。这年3月20日,上海两报同时发表由徐景贤定稿的题为《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的长篇批判文章,并在上海组织了“坏画”展览。陈大羽先生的一幅《迎春》画无辜地被批为“这只公鸡的怒目指向谁呀?”“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这只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当然,这一事件必然会影响到先生从教的南京艺术学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些学生和教师,不明真相,有的人甚至动手打了先生。但是,先生忍辱负重,坚持认真劳动,偷偷习字、作画、读书,决不浪费时间。对党和国家仍一如既往,满怀希望。等到恢复教学秩序后,曾积极参与批斗他的学生表示还想向先生学习时,先生不计前嫌,宽容大度,欣然同意,十分认真地传授书画艺术,且成果卓著。……当物资困难时,先生慷慨助人。记得一次我拿了一卷用元书纸临写的习作请老师点评,临走时老人拽着我的提袋就往里塞宣纸和墨汁。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早已过了古稀之年的先生仍然精神矍铄,站着授课,谈笑风生,每天作画示范五、六幅之多。那些有幸就读于南艺的同学里,凡大羽先生教过课的,大部分都会有一至两方印章是先生为之篆刻的。……他若得知谁有困难,如求学、调动、就医须求人时,先生会主动询问需要什么帮助,并爽快地赠予书、画作品以解燃眉之急。至于公益事业、有意义的社会活动,老人家更是有求必应。
最后,我引用著名理论家孙克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结尾:一位大写意画家的成就,说到底是画家的气质、修养、功夫、火候与人格情操等多方面相契合的结果。陈大羽的艺术所以能远离凡俗而睥睨群侪,正是多年潜心从艺的结果。他的写意花鸟画与书法金石的修养成就分不开,和齐白石一样,他精于篆书,落笔雄迈,黄钟大吕、金声玉振,书画金石相得益彰,在当代画家中,尤为难得。
李 罗
2010年7月
于南京稚乐轩
怀瑾握瑜(出自战国·楚·屈原《楚辞·九章·怀沙》)。瑾、瑜:美玉。衣里怀着瑾,手中拿着瑜,比喻人具有纯洁高尚的品德。
踵事增华(出自南朝·梁·萧统《文选序》)。踵:因袭;华:光彩。意为继承前人的事业并加以发展;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光彩。
本文作者:李罗,1959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起即师从陈大羽教授,毕业后有幸与恩师在同一城市,风风雨雨跟随先生四十二年,受益匪浅,直至先生九十高龄驾鹤西去,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今草此文,已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