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真假假中国书画市场
继曾经的假画官司第一案后，1999年北京翰海“99迎春拍卖会”油画专场上，当拍卖第6号拍品、署名为吴冠中的一幅《风景》作品时，吴冠中的委托人在观众席上起身向买家声明，吴冠中说这幅画是假的。这一声明没有影响该画的命运，这件拍品最终以22万元人民币落槌成交。有了《炮打司令部》假画案之前鉴，吴冠中对此也只能是有心打假而无力回天了。
绝大多数画家及其后人打击制假、售假举步维艰，甚至遭到打击报复最后只能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
20多年来，中国现代书画大师傅抱石画作的行情一涨再涨，在国内外的拍卖价接连被刷新。真迹经常卖出天价，伪品也就随之而来。对此，几年来傅抱石的二公子傅二石屡次打假，从某国际知名拍卖行到上海博物馆，他都曾亲往打假，最终引来造假者的嫉恨。
在香港，有人扬言要砍下他一条腿；在上海，他住的地方被投掷石块。打假之路充满风险。对此，傅二石说，他这几年来为打假弄得疲惫不堪，实在顾不过来，也不想再管。现在经常有人请他鉴定他父亲画作的真伪，他一般不轻易发表意见。
一批打假勇士拼搏一阵子后，觉得太难，只好败下阵来。原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刘勃舒先生说：“造假谋财不害命。”他曾很无奈地向媒体表示，假画实在太多。现在他经常遇到这样的场面，很多人花大价钱买到假画，拿过来让他鉴定。因为一旦说假，人家的损失就很大，他有时候就不直接表态说真假，只是说：“这张画画得还行。”
而北京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画家说，现在打假太难了，一方面顾忌人情关系，一方面自己出来打假，家里经常会接到恐吓电话，索性不管了，自己一把年纪了，还是求个平安吧。言语之中，尽是无奈。
拍卖只能靠自律？
2006年7月29日，傅抱石的巨作《雨花台颂》在北京以4200万元落槌，加之10%的佣金，其成交价为4 620万元，此价格一举使其成为中国近现代书画市场上的最昂贵之作，有人粗略计算，除去税收，凭此一幅画，拍卖行至少可获利500万元，卖家则可收入3000万元。
像《雨花台颂》这样的巨作毕竟不多。目前，全国从事艺术品拍卖的企业有3000多家，专业的艺术品拍卖机构6 0多家，而且每年都在增加，但是拍卖资源毕竟有限，于是铤而走险，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几成家常便饭，知假贩假的现象比比皆是。
常年与拍卖行打交道的中国文物学会理事赵榆告诉记者，在利益的诱惑下，买家的权益和中介的原则早已不值一提了，更有人把“诚信”视为“傻瓜”的代名词。现在不光是小拍卖公司假货比例大，就是一些大的声誉好的大型拍卖公司也照样会出现假货。
这些国内拍卖公司明目张胆拍假底气何在？《拍卖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而有关这条的声明在任何一本拍卖目录中都可以找到。也就是说，无论拍品是真是伪，成交后便可概不认账，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
法律界普遍的看法是，《拍卖法》对艺术品拍卖没有什么细化的特殊要求。就大的原则来说，拍卖公司没有为买家保真的义务。当然，如果拍卖公司自己承诺保真，那另当别论。所以，当画家说是假画时，只要委托人不撤拍，拍卖公司就可以继续拍卖。因为画家说的事实，与法律事实不是一回事。
史国良对此深有感触：“你亲自到场告他这画是假的，他也不撤拍，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我们能忍就忍了，能妥协就妥协了，我觉得这个事再不管一下，大家再不呼吁一下，那么这事还会继续下去。因为《拍卖法》的漏洞太大了，每次他们会以《拍卖法》的漏洞说事，作为一种保护伞。我想可能不光是我，很多画家都有这种经历，都是不了了之。”
情况也的确如此，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走向法庭的假画官司中，除了吴冠中胜诉外，大部分都悄无声息。2000年，上海博达拍卖公司拍卖一幅画，署名为著名画家任危英，任危英后人认定该画为赝品，将上海博达拍卖公司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最终以调解告终。2003年，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拍卖了北京画院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卢平的名画《摇篮小曲》，而该画真迹一直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被卢平送上了法庭。案件经调解结束后，卢平感慨地说： “假画官司很难打，《著作权法》规定不是很明确，对方只是象征性地赔了几千块钱。”
既然不用保真，拍卖公司在拍卖活动中究竟负担怎样的责任呢？北京荣宝拍卖公司副总经理刘尚勇说：“他负的是一种比如说类似于一种信誉上或者道义上的责任，它是一种信誉上的损失，或者是对你能力的一种不认可，你负的责任是这样一种，而不是一种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