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洋博士粗制滥造——评张以国著《晚明的艺术与影响》
200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以国的新著《以古为新：晚明的艺术与影响》。全书共251页，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由三篇研究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铎（1593-1652）的论文组成。第二部分为图录，有四十余件明清书画作品的图版和文字介绍。由于图录部分是某拍卖公司的拍卖品或借展作品的介绍，谈不上是学术研究，在此不予讨论。本文仅评论第一部分。
《以古为新》采取了中英对照的形式，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第一部分的三篇论文原本是根据张以国以前的英文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其中两篇基本没有什么改动。只有《王铎与董其昌的风格对立》一篇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这里有必要先对其博士论文作一评介。
张以国的博士论文《王铎线条的意义：〈唐诗卷〉研究》，200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系完成。论文以上海博物馆藏王铎作于1646年的草书《唐诗卷》为中心，讨论王铎书法风格的演变。和西方许多关于中国艺术史的学术著作一样，张以国的英文博士论文也为中文人名、原始文献、专有名词提供了中文。数年前我从密歇根博士论文中心购得该文，读后被其粗制滥造所震惊：论文中的错别字、古汉语句读错误极多，引用中文文献时，经常抄错字、加字、漏字，有时甚至把原著的两行并作一行，在把中文文献翻译成英文时出现的众多错误，暴露出作者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之贫乏和对王铎的生平和交游圈子之生疏，都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以下举例说明。
张以国在博士论文中讨论了王铎书于1650年的一个草书卷，书写内容是一组诗，其中一首诗中有“悔不栖耘斗，翘翘望故山”句。诗中的“耘斗”指的是河南辉县的一座山，王铎曾在那里居住，并留下了不少诗篇，如《耘斗山》、《独宿耘斗山房》、《与千顷述耘斗山同宿处，又思壮游，告秋岳、五弦》、《耘斗山高眺寄秋岳》、《公隆耘斗山舍》等，均收入其诗文集《拟山园选集》。在《投石友、千顷寄于一》这首诗中，王铎还专门注明：“耘斗，山名。”可是张以国在博士论文中竟把“悔不栖耘斗”这句译成：“如天上的一颗星星，或是一只栖息在高巢中的鸟。”（As a star in the sky or a bird in its high nest.博士论文，页30）把耘斗山的“斗”当成天上的星斗，“栖”当成巢中栖息的鸟了。其实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刘正成、高文龙编，荣宝斋出版社）中，高文龙先生早已指出耘斗山位于苏门山附近的太行山脉（页638）。张以国研究王铎，怎么会一叶障目，不见“耘斗山”呢？
1625年冬，王铎在与友人的聚会上，当场挥毫。他在落款时这样写道：“天启乙丑孟冬，夜漏二鼓，书时同韩官岑、南思敦、温令恕、余望之。酒后胡塗满纸，葛藤可笑也。”跋是用草书写的，张以国在释读时读错了好几个字，并在断句时把“温”和“令恕”分开，将王铎友人的名字“令恕”误读成“令怒”，译成 “令人愤怒”（It makes people angry）。他又在误读前文的基础上，把余望之译成了“我反复地回来看它”（I repeatedly come back to look at it.博士论文，页72）。余望之，名俨，浙江嵊县人，是王铎“缔交二十载”的老友，《拟山园选集》中有不少和余望之相关的诗，如《望之过谈留饮》、《芥子庵寻望之》，《为望之吟》、《舟中约望之》、《喜望之联艇三首》等。也就是在这段题跋中，古代用来计时的漏，被张氏理解为雨水漏进屋里（The rain is leaking in）。这可不是一时笔误，因为在博士论文的第79页，“夜漏”再次被翻译成夜里雨水漏进屋中（Now the rain is leaking in）。
王铎有一位至交彭而述（1605—1665），字子籛，号禹峰，河南邓州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入清后曾任贵州巡抚，和王铎既是老乡，也同为仕清的贰臣，关系很密切。王铎曾有《柬彭禹峰》一诗，原迹现藏台北何创时书法文教基金会。张以国在论文中提到这首诗时，把“柬”误读成“东”，而且把它翻译成East Pengyu Peak（博士论文，页75），意即“东边的彭禹山峰”，成了一座山峰的名字。彭禹峰在《清史稿》中有传，有诗文集传世。在王铎的《拟山园选集》中，和彭禹峰相关的诗多达二十余首，如《夜同禹峰、五溪饮村中圃》、《云斋、禹峰过舟中话海屿》、《期禹峰、云斋海边卜筑》、《读穰地禹峰崛叶集》、《香岩言禹峰近况》、《舟中柬禹峰》、《同禹峰、云孙饮葵庵总戎席上》等。不仅如此，《拟山园选集》的文集和诗集都有彭禹峰作的序，而且他在序后明明白白地写着：“南阳后学彭而述禹峰具草”。张以国居然不知彭禹峰为何许人也，真是令人吃惊。
余望之和彭禹峰被误读的例子，说明张以国很不熟悉王铎友人的字号别称。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如不知道龚奉常即清初著名才子、曾任太常寺少卿的龚鼎孳。（博士论文，页51）不知道秋岳即明末清初著名收藏家曹溶。（博士论文，页59）不知道米仲诏即晚明四大书家之一的米万钟。（张以国以为是宋代书法家米友仁，《以古为新》，页9、29）本来，翻翻关于称谓和室名别号之类的工具书，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究竟张以国是不熟悉这类工具书，还是忙碌到了连查书的时间都没有呢？
晚明书法家黄道周和倪元璐是王铎的好友，三人有时在往返信札中讨论诗歌。比如王铎在给黄道周的信里说：“大作笯鸾囚龙，不区区袭开元、大历之法矣。” 这里是说黄道周的诗没有被盛、中唐诗歌所束缚。由于不熟悉文学史，张以国误以为这是讨论书法了。不特此也，张以国在引用这段文字时，把“袭”字错误地抄成了“龚”字，把“不区区袭开元、大历之法”断句为“不区区龚开、元大历之法”，然后译成“（你的书法）不像龚开和元大历的区区之作”（“Not like those trifling works of Gong Kai [b.1222] and Yuan Dali”.《以古为新》，页91）。唐代开元和大历这两个年号，在张以国的笔下，就这样变成了两个人——“龚开”和“元大历”了。中文版改成了“龚开元、大历”，（页77）依然不通。
前面说过，《以古为新》所收论文主要是从张以国的博士论文中搬过来的，只是在讨论王铎和董其昌艺术观念的对立那篇增加了一些新内容。王铎和董其昌的艺术风格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张以国的论证过程和论据都很成问题。为了证明王董的对立，张以国写道，“董其昌还批评高克恭（1248-1310）的山水画，而褒扬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而王铎却赞赏并学习高克恭的山水画。（《以古为新》，页15-16，35）但在书中张以国并没有告诉我们董其昌在哪里批评过高克恭。他的这一说法很令人怀疑。因为董其昌不但推崇高克恭的艺术，还声称自己是高克恭的后人。他在1625年的一则题跋中说：“高彦敬尚书（高克恭）载吾松（“我们松江”）《上海志》。元末避兵，子孙世居海上。余曾祖母则尚书之云孙女（第八代孙女）也。”（《容台集》，卷六）在传统中国，孝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道德原则之一，董其昌怎么会、又怎么敢去批评一个令他骄傲的高官祖先呢？况且，高克恭的画风是米家山水，属于董其昌所推崇的南宗画派。在上引题跋中，董其昌还说：“胜国名手以赵吴兴（赵孟睿┪衿罚屏郑�哞叮┮耘覆ǎㄕ悦项）、房山（高克恭）所称许者，或有异同，此繇未见房山真迹耳。余得《太姚村图》，乃高尚书真迹，烟云淡荡，格韵俱超，果非子久（黄公望）、山樵（王蒙）所能梦见也。”可见董其昌对高克恭山水画的推崇备至。
在讨论王铎和董其昌对立的这一章中，张以国还引用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王铎书王维诗卷后清人郜焕元的一段跋：“近代书家多推孟津，因訾及华亭，亦犹称诗者，祖竟陵则祧历下也。及观是卷末，即文安自谓华亭云云，似隐然以华亭为重者，后学何得以妄意谬分左右袒也？”（《以古为新》，页8、28）张以国在引用这段题跋时，抄错了四处：一、把作者郜焕元的名字写成了高华远。二、“訾及华亭”抄成“誉及华亭”，意思正好反了。三、“云云”误作“之云”。四、“谬分左右袒”抄成“谬分左右祖”。“左右袒”用的是汉代周勃领兵平定吕氏的典故。仅读中文，我们还看不出张以国在理解郜焕元跋文时犯的错误有多么离奇，恰恰是英文翻译暴露出他的文史知识的贫乏。以下我把张以国的英译再译回中文：“大多数当代书法家都推重王铎（孟津）。他们在推崇王铎的时候也赞美董其昌（华亭）。董其昌擅长诗歌。他的祖先们住在竟陵，他们的墓地聚集在那里。观此卷跋尾，当王铎（文安）提及董其昌，他似乎隐然在挑战董其昌。作为一个晚辈，王铎为什么会以吹嘘的口吻错误地声称自己是另一个流派的领袖呢？ ”（Most contemporary calligraphers respect Mengjin [Wang Duo]. When they compliment Wang they are essentially also praising Huating [Dong Qichang].Dong was well versed in poetry. His ancestors lived in Jingling and their tombs are gathered there. Looking at the epilogue of this scroll, where Wenan [ Wang Duo] mentions Huating, it seems to hint at a challenge to Huating. As someone from a young generation, why did Wang so boastfully and mistakenly claim to be the leader of another school?页28）在这里，张以国把“祖竟陵则祧历下”的“祖”释为董其昌的祖宗，把“竟陵”当成了董其昌祖先的居所和墓地所在。可是，董其昌是松江府人氏，祖祖辈辈都居住在上海一带，他的祖先和祖坟怎么会跑到湖北竟陵呢？张以国显然不知道，郜焕元跋中的“竟陵”和“历下”实际上是指明代两个重要的诗歌流派。“隐然以华亭为重”是说王铎隐然推崇董其昌，但被张以国释为“挑战董其昌”，意思正好反了。郜焕元题跋的最后一句批评人们在董其昌和王铎之间妄做好恶的选择，被张以国理解成王铎以吹嘘的口吻声称自己是另一个流派的领袖。
《以古为新》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列举一些，从中也可以看出张以国的学术基本功之差和做研究时的草率粗心。如晚清学者段晴川（1812-1893，字春湖，官至内阁学士）曾在王铎的一个草书手卷（现藏河南省博物馆）上先后写过八段题跋，他在题跋后用“春湖”署名，被张以国读成 “鲁湖”。（页4）其实在八段题跋的署款后，段晴川钤上了九方他的印章，这些印章既有“段晴川”，也有“春湖”。可张以国居然马虎到了连这几方印章都不读。若是读了并读对了，“春湖”断断不可能成为“鲁湖”。在释读“化寸草为金身观音，洞宾方为现像”这段引文时，张以国错误地断句为“化寸草为金身观音洞，实方为现像”，不但把吕洞宾的“宾”字读成“实”字，还生生地造出了一个“观音洞”（the cave of Guan yin.页63）。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傅山的斋号“霜红龛”向为研究思想史和书画史的人们所熟知，但在《以古为新》中却成了“霜红翕”，这绝非一时笔误，在英文版里，张以国就把“龛”（kan）读成“翕”（xi），有拼音为证。（页68）《以古为新》引用了一首王铎寄给好友倪元璐的诗，其中有以下几句：“谏草云门体，诗笥嶀浦祠。汉家曾党锢，庶以慎威仪”。张以国把“嶀浦”错误地抄成“崿浦”，（页72）然后在附注里解释说：“‘云门’可能指的是黄道周率直的个性，演讲口才和生活方式像‘飘过天门的云’。……‘崿浦’则暗示黄道周的别号，他的家乡是‘漳浦’。”（页82）其实，这两句诗是用倪元璐家乡的名胜典故来赞扬倪的书法和诗歌，和黄道周毫不相干。“云门”指的是位于会稽山腹地（今浙江绍兴）的云门寺，相传为王献之旧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曾在此住持，“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也藏于此。嶀浦在会稽郡的剡县（今浙江嵊州），东晋大诗人谢灵运曾在此游息和垂钓，后世诗人在此题咏甚多。谢灵运出生在离嶀浦不远的上虞，而上虞正是倪元璐的故乡（古代亦隶属会稽郡），倪元璐有时署款就写“会稽倪元璐”。“汉家曾党锢”这句指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是一个很普通的历史典故，经历过晚明激烈党争的王铎以此来抒发对时势的感慨。但张以国把汉代的“汉”当作了“男子汉”的“汉”，草书的“黨”读成了“當”， “锢”成了“顽强”，这句诗就被他解读成“君子应当谨慎地顽强”（The gentleman should be discreetly obstinate.页86），真是令人绝倒。书中的句读错误也非常多，如第16页有一段48字的引文，错字三个，句读错误三个，平均每八个字有一个错误。如果说古汉语水平低，句读不易，那抄书和抄题跋总不算太难吧。可是偏偏连这最简单的抄书，张以国也不认真对待，错抄漏抄的字比比皆是。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前面说过，此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中英对照，这着实有点唬人：读不懂中文的西方人读英语时，望汉语而兴叹；不通英语的中文读者，看着那用英文写的论文，艳羡之情油然而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这个中英对照，让张博士的学术功底和治学态度露了馅。因为，如果没有英译，我们读张以国对“祖竟陵”这段题跋的讨论，只知道他抄错了四个字，把推崇董其昌误解为挑战董其昌，我们万万不会想到他会把“祖竟陵”的“祖”当成了董其昌的祖先，把“竟陵”当成了董其昌祖先的墓地所在地。由于英文版必须有每一句引文的英译，张以国对古文的理解就体现在他的英译中了。这些英文翻译，是张以国古汉语基础差、文史知识贫乏的铁证。
近年来，学术腐败在中国大陆愈演愈烈（《以古为新》虽是在美国完成的毛坯，但正式出炉却在中国），关心中国学术前途的人们，无不为之担忧。网络上出现的对学术腐败的批评越来越多（但似乎并未起到遏制作用）。与抄袭、弄虚作假等腐败现象携手并进的是粗制滥造。抄袭虽是学术腐败中最为恶劣的行为，但一旦被揭露，通常会受到程度不一的惩罚。而对于粗制滥造，却缺少惩治和遏制的办法。在没有健全的书评和业内评审监督制度的情况下，那些粗制滥造者在纸面上的学术成果显得比认真做学问的人们的成就更为辉煌，更具有欺骗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粗制滥造给中国学术带来的恶果可能比抄袭更为严重。
早在198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就曾刊登《几许天才？几多勤奋？》一文，引用两位名人的话，赞誉张以国为“当代不可多得的年轻学者”，“当代青年书家之翘楚”。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天才”如今已是“国际知名学者”，这本“当代不可多得的”中英对照版《以古为新》当然能再次向不明真相的人们证明作者的国际视野和学术成就。
背景介绍：
张以国,1960年生于天津。 1979年入南开大学哲学系读书，任该校书法社社长。毕业后到北京任教。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大型展览，曾荣获第二届全国中青展优秀作品奖。先后参加多部大型专著的编纂工作，任《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副主编、《中国书画鉴赏辞典》编委、《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编审和编委。著有《书法－－心灵的艺术》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赴美读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著有《笔底传情--当代中国书法》大型学术研究专著。现为中国书协会员、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研究员、著名学者。
本文作者：
白谦慎，1955年4月生于天津，祖籍福建安溪。在上海接受小学与中学教育。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一后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90年获硕士学位后转至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1993年获硕士学位，1996年获博士学位，1990至2000年，为盖梯基金会博士后。目前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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