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瑰宝《三希堂帖》是怎样颠沛流离的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三希堂”曾经陈列着《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三件中华书法艺术的稀世珍宝。如今，北京故宫“三希帖”中最有名的一件——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已在海峡对岸静静度过了近60年的时光。
历史上“三希帖”为何会分开，又各自经历了怎样的颠沛流离？
仓皇辞庙日，“二希”无踪影
1924年11月5日，肃穆的紫禁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份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绍英递上的公文是《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条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绍英传达的另一句话:“他们说三小时内要全部搬出去！”
妃嫔、大臣、太监、宫女们闻讯顿时乱作一团。混乱中，溥仪派人到养心殿西暖阁，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偷偷卷进了要带出宫的随身行李里。
《快雪时晴帖》原是书圣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一封短信：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短短的四行二十八字，却是历代文人顶礼膜拜的“圣物”，被称为“二十八骊珠”。
但溥仪的盗窃没能成功。他的行李在运出神武门时，守城士兵搜出了“快雪”，宝帖在最后一刻幸免于难。
当时接管故宫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被查扣的《快雪时晴帖》送到面前，见多识广的专家们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此时军队尚未撤离，到处一片混乱，原物归还养心殿的话，唯恐国宝得而复失。后来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先生也参加了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据他回忆，大家讨论之后，派人到东交民巷买了一个有暗锁对字的大保险柜，放在神武门西边一间叫不上名字的“他他儿”(小屋)之中———善后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夜里有士兵看护，是当时紫禁城里唯一日夜不锁门的地方。大家将“快雪”锁在这个大铁柜里，内上暗锁，外加封条，柜里还放了本小册子，以后何人、何时、因何故打开这个柜子，都要在册子上登记。密码钥匙则由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石曾亲自保管。
《快雪时晴帖》被清室善后委员会当成故宫的头号宝贝严密保护了起来，那么，《中秋帖》与《伯远帖》的下落又如何呢？皇室成员全部搬离故宫不久后，负责点查文物的委员会成员打开养心殿的大门发现，“三希堂”里这两件宝帖已经全然没了踪影。
时逢烽烟起，重聚失良机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入山海关，战争的烽烟日益逼近古老的北平。六天之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快雪时晴帖》自然首当其冲。
最终确定在2月5日将第一批文物运往上海。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忽然接到一位老友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
请客的人叫郭葆昌，号世五，从前是袁世凯的“账房先生”，官拜九江关税监督。郭世五本人是个大收藏家，据庄尚严回忆，“那天吃的是一顿别致的火锅……饭后并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
《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作品，米芾在《书史》中盛赞此帖“运笔如火著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通常认为，现在传世的这幅《中秋帖》并非王献之真迹，恰恰是米芾所临。
《伯远帖》则是王羲之的侄子王所作，此帖是“三希”中唯一的，也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
久藏深宫的“二希”怎么会落到郭世五的手中呢？原来，溥仪出宫之前，敬懿老太妃已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了自己的寿康宫，又在出宫的时候把它们带回了娘家。因为“二希”名气太大，敬懿不敢把它们卖到琉璃厂这样的大古玩市场，而是叫亲信太监把两帖卖给了后门桥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品古斋”，郭世五就是在那里和“二希”不期而遇的。
失踪近十年的“二希”，竟在这么个时候重新现身，庄尚严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快雪时晴帖》此时还没有运出故宫，在庄尚严看来，“三希”重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可郭世五并没表示出这种意愿，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三位好友许下诺言：“名物应归国有，余暂守之，已立遗嘱，将来与所收历代名瓷，统捐故宫博物院中。”
1933年2月5日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全线戒严，一大批板车停在了神武门广场上，故宫首批2118箱文物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装上了车，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故宫，离开了北平。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故宫文物先后运到了上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13000多箱故宫文物，在上海法租界一座天主教堂里安然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饱尝颠沛苦，舍子护国宝
1937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伯驹在郭世五家中见到了国宝《中秋帖》和《伯远帖》。
张伯驹知道，郭世五买下“二希”的目的与自己不同，“其旨在图利，非为收藏”。他立刻请北平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世五商谈购买“二希”的事。信誓旦旦“名物应归国有”的郭世五，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说好以二十万元的价钱，将“二希”连同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图》轴、蒋廷锡《瑞蔬图》轴一并让与张伯驹。
此时的张伯驹刚刚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手中购得陆机的《平复帖》，资金一时难以周转，只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批天价书画，商定首付六万，余款一年付清。郭世五知道张伯驹是个君子，也就痛快答应了下来。
然而，就在那个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了。
由于金融封锁，张伯驹的银行账户被全部冻结，他全家也只能辗转入秦，躲避战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诺，张伯驹只留下《上阳台帖》等四幅书画带在身边，而将价值连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原样退还给了郭世五。
与“二希”一样，《快雪时晴帖》的命运也再次被战争改写了。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军上海。8月14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在长江码头装船，准备从水路运往汉口。这批文物只有80箱，却是珍品中的珍品，《快雪时晴帖》也在其间。徐森玉和庄尚严师徒二人再次临危受命，随同命运多舛的故宫国宝踏上了漫漫西迁路。
第一批80箱文物在日寇的连天炮火中艰难前行，从汉口到武昌，从武昌到长沙，从长沙到桂林，从桂林到贵阳……短短半年时间，国宝辗转了大半个西南。往往是文物前脚离开，存放地点后脚就遭到了轰炸。
1939年1月，这批国宝终于在贵州的安顺县城外找到了自己临时的家“华严洞”，洞深壁厚，又不潮湿，且藏于密林深处，十分安全。此后的五年，纵使外界炮火连天，安顺几次告急，故宫文物仍是安然无恙。
1944年秋天，就在《快雪时晴帖》回到华严洞后不久，贵阳、柳州相继失陷，安顺告急。80箱文物被迫又一次踏上了迁徙之路，这次的目的地是四川巴县。
这是西迁途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路。路虽不长，但苦于蜀道之难，且这一路全是崇山峻岭，多有土匪出没，徐森玉、庄尚严一行人虽然万分小心，还是在出发后不久被西南最大的“袍哥”头目截了下来。
徐森玉只得亲自前去谈判，说好任其“出价”，只求保得国宝平安。那为首的大“袍哥”只提了一个条件：要徐森玉将长子徐伯郊送来做自己的“徒弟”———徐伯郊当时正在上海的兴业银行供事，大“袍哥”要他来做人质，显然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徐森玉闻言犹如五雷轰顶，但在爱子与国宝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徐伯郊接到加急电报，以为是老父亲身体有恙，日夜兼程赶到安顺才知道是父亲拿自己作了“抵押”。“但是大舅舅深明大义，二话不说上山拜了大‘袍哥’。他见多识广，又能言善辩，一上山就拍胸脯、打包票，说抗战胜利后就给大‘袍哥’当干儿子，以银行家的身份保他们一世荣华富贵，哄得‘袍哥’们眉欢眼笑，没多久竟放大舅舅下山了，还叫他转告我外公：我保他此行一路平安！”徐森玉的外孙王圣贻回忆徐伯郊的往事时说。
两个月后，身心俱疲的徐森玉终于将80箱国宝平安运抵巴县。
欲以重金赎，又遭别离恨
1945年10月，八年浴血抗战之后，张伯驹已经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北平。刚一回来，他就又托柳春农打探起了“二希”的下落。幸好，“二希”仍在郭家。只是郭世五本人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二希”如今的主人，是他的儿子郭昭俊。至于价钱，也早不是当年的二十万大洋，郭昭俊说得明白，一口价———黄金一千两。
张伯驹知道郭昭俊这是在漫天要价，并非真心想把“二希”卖给自己。他只能不断求人和郭昭俊谈判，希望能将价钱讲下来一些，郭昭俊却一点也不肯让步。
细一打听张伯驹才知道，此时郭昭俊早已投到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门下了。而郭昭俊送给宋子文的“见面礼”，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
气愤之下，张伯驹写了一篇《故宫已佚书画见闻录》，投给了上海《新民晚报》，将“二希”与郭氏父子的关系公之于众。文章见报之后，舆论大哗，宋子文迫于压力，很快便将“二希”退还给郭昭俊。
“二希”回到郭家之后不久，《快雪时晴帖》也结束了半个中国的漂泊回到了南京。至此，历时十载，累计行程超过两万里的国宝西迁宣告结束。在这十年之中，故宫护宝人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他们逃过了长沙轰炸、重庆轰炸、贵阳轰炸、成都轰炸；他们在绵阳不慎翻车，在峨嵋遭遇大火，在重庆和肆虐的白蚁不懈抗争；文物运往乐山的途中，年轻的朱学侃不幸遇难。十年间，拖家带口的护宝队伍里也不断添着新丁……经历了这一切之后，1947年底，16698箱国宝安然无恙重返金陵。
然而，这些国宝将要面对的，是一次更加残酷的分离。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眼看忽喇喇大厦将倾，故宫博物院召开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理事会，决定将文物运往台湾。
当时，马衡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抗战胜利后一直留守北平，徐森玉则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坐镇南京。
马衡托病不出，国民政府只得将遴选文物的重任交给了徐森玉，并明确指示，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选择一类文物，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徐森玉明确表示反对文物迁台。两难之间，徐森玉只得大胆“调包”，将一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物，“以次充好”运往台湾。
而此时，庄尚严已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命令，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这批文物都是宫中精品，庄尚严曾经出生入死保护了十年的《快雪时晴帖》，又一次被交到了他的手中。1949年年初，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三批共238951件故宫文物漂洋过海，在台湾的基隆港登岸了。
1949年年初，一位“故友”意外造访了刚到台湾不久的庄尚严——庄尚严怎么也想不到，刚刚把“快雪”安顿好，郭昭俊竟然带着另外“二希”出现在自己面前。
原来，北平解放前，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逃到了台湾。郭昭俊旧事重提，又对庄尚严谈起了郭世五当年许下的宏愿，声称一定要将两帖交还故宫，让“三希”团圆——只要政府“赏”他一点报酬，他必定将“二希”“捐赠”出来。
庄尚严四处筹措资金，却终究没能在约定的时间内拿出钱来，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远赴香港——“三希”重聚的机会，又一次从庄尚严手中轻轻滑过了。
1951年10月25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到国家文物局开会。闲谈之中，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向马衡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故宫博物院寻找了好几年的“二希”帖，终于有了下落。
当时，全国侨联副主席庄世平先生正担任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1951年，在一次银行界的聚会上，一个在英国汇丰银行供职的朋友告诉庄世平，过几天他们会有一笔大买卖——著名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就要被汇丰银行收入囊中了。
原来，郭昭俊携带“二希”到了香港之后，生活日渐窘迫。但顾念父亲生前的愿望，他不敢贸然将“二希”卖掉，而是将它们抵押给了英国汇丰银行，赎期定在1951年11月底。眼看日子临近了，汇丰银行方面知道郭昭俊拿不出钱来，正极力诱使他将宝帖出卖。
庄世平说，我不是文物行家，但鼎鼎大名的“二希”帖眼看就要落到英国人手里，哪个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呢？思来想去，他决定秘密将此事报告给中央政府。
巧合的是，就在这几天，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正率团出访印度、缅甸，在香港作短暂停留。听到“二希”重现的消息，郑振铎紧急向国务院打了一份报告，请求由故宫博物院出面赎回两件宝帖。
1951年11月8日，王冶秋找到马衡，出示了周总理批示的抄件:“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
1951年12月27日，王冶秋亲自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送还故宫，此时距离“二希”离开紫禁城，已经整整过去了二十七年。“三希堂”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样子，“三希”帖却没能一起回来。
（摘自《纪事2007》 新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