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中国书法60年——从弱势走向繁荣，从小众走向大众
60年中国当代书法的步伐，与60年共和国风风雨雨相始终。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结晶，文化盛而书法盛，中国文化又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互为表里，故国家盛则文化盛。以此环环相生，中国书法的兴旺发达，绝对离不开中国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兴旺发达这个前提。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为政治目标作形象诠释方面，书法先天就是十分弱势而不得不让文学小说、绘画雕塑、电影广播专美于前。因此，上世纪50年代前期，书法成为一个冷辟、寂寞的存在，只有极少数爱好者在私下里兴趣盎然而已。
5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国家经济文化政策的大调整和一代巨擘沈尹默先生的呼吁，书法开始从潜层次走向前台，以弘扬民族文化为旗帜，书法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合法身份与正确定位。当时受众不多的北京电视台开办书法讲座；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相继成立书法篆刻研究会，以组织形式开展有序的艺术活动。随后，浙江美术学院又创办书法篆刻大学本科专业，各大报章也开始陆续刊登书法篆刻方面的文章以示提倡。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十年浩劫，书法本来已经进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一大批聚拢在老书法家周围的中青年团队已隐隐成形。此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外力”则是，伴随着中日民间文化交流而来的日本书法家代表团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连续每年访华，和60年代初中国派出一个由潘天寿、王个簃、顾廷龙等专家组成的书法代表团访问日本，以及横跨五六十年代的五六次大规模的中日书法交流展，一方面为中日的民间外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刺激了书法的超速发展——五六十年代的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的书法外交，是足可以与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的乒乓外交相媲美的——区区书法一艺，竟能与国家的大外交相表里，这是令处在“冷宫”的书法家们无不喜出望外、热泪盈眶的。
70年代初，以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平台，毛泽东主席赠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一部怀素《自叙帖》，日文版《人民中国》推出“中国书法”专刊。书法家们激动地奔走相告，书法的春天来了。应该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中国命运面临大转折、大发展之前，怀素《自叙帖》作为国礼和《人民中国》的书法专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近30年书法命运沉浮不定中的一个最大亮点。正是因为有了它，书法的薪火不灭与信心不灭，才有了可能。
二
新时期到来之初，书法复兴呈现出极好的势头，作为其标志性事件，大约有如下五项可作范例：上海率先创办《书法》、《书法研究》并举办全国群众书法比赛；浙江美院第一次招收书法篆刻研究生，培养高级书法人才；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在沈阳开幕，书法家们终于有了展示自己艺术才华的舞台；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全国第一届书学研讨会在绍兴召开，理论家队伍形成。
一场气势恢宏的书法大戏正拉开序幕……
以中国书法家协会为组织核心，书法家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系统，国家级的、省级的、市县级的……一套庞大的架构迅速形成。它为团结数以十万计的书法家们提供了一个有序的空间结构。书法家协会又成为文联的一部分，取得了与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相平等的艺术地位。而书法也不再仅仅是写毛笔字，而是成为一种艺术门类，并要求书法创作要有艺术表现力。新时期以来，以书法家协会为核心，首先建立起了书法创作、评审、展览的各种工作序列，如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等综合性展览，全国各篆隶楷草书体单项展、楹联尺页扇面等形式单项展以及自作诗和中日书法交流等展览。30年来的书法展览，极大地改变了书法的原有生态，把书法从传统的“书斋文化形态”拉向一个公共的“展览文化形态”，以至于有学者公开指出，今天的书法时代，是“展厅文化时代”。
从展览起步的新时期中国书法篆刻，在许多方面开始形成了鲜明的艺术体格。在学术研究方面，以书法学学科建设与书法史学、书法美学为双翼的理论形态，第一次跳出了古代书论札记的方式，以一种现代学术研究的宏大气势，迅速形成了当代书法理论研究的新目标与新视野；而超越民国以来书法研究大都只限于技法研究的旧窠臼，当代书法理论在思辨、考证等方面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成果群。许多即使在大文史立场上看也富有价值的史学、美学成果，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书法学术意识的觉醒与快速提升，各大出版社也推出了许多系列法帖和名品集，以精美的印刷质量，让我们有幸目睹了许多古人也未必得见的历代名迹。
书法专业教育走向大专院校，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书法领域里最值得夸耀的业绩。中国古代没有大学的体制，近代维新变法，开始从国外引进大学的形态，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书法始终只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与识字写字的文化需求，缺乏来自专业的知识背景与现实需求。但在上世纪60年代初，书法开始有限地进入大学，而70年代末书法又幸运地被纳入研究生学历教育。80年代中期以来，以中国美院、中央美院、南京艺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为代表的本科、硕博士书法专业教育体制，如雨后春笋，相继面世。迄今为止，在高等书法教育方面成建制的书法本科专业，在全国有30多家。可以说，近百年书法史中，书法的正规专业教育的飞速发展，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亮点之一。因为它的兴盛，使得书法学术研究也走向兴盛，更重要的是，它的存在使书法家的知识背景与学习结构产生了本质意义上的变化，一大批专业学习的人才脱颖而出，对原有的书法从理念到实际操作技法的意识标准，都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最后看书法的国际交流，本来，新中国成立初期书法之所以获得复兴的机遇，正是有赖于中日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新时期以来，中国书法家乘改革开放之东风，积极主动地走出国门，与海外书法同行们在书法展览、书法学术研讨、书法教育诸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交流。书法是中国的，但书法家们的视野却应该是世界的。除了在古代即已与中国有悠久的交流传统的日本和韩国以外，中国书法还积极走向欧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书法大展”、“国际临书大展”开其端，到上世纪末在法国举办的20世纪书法大展，再到近年的“中国书法环球行”系列活动；中国书法的交流对象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尤其是随着中国国力强盛，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越来越大，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正在受到意想不到的全世界的关注。此外，依靠外国留学生到中国专业学习书法，书法的海外传播逐渐摆脱限于华裔圈的尴尬，从而真正成为艺术的“世界语”。
三
新中国60年的书法发展，告诉我们几个十分朴素的道理：
书法兴盛有赖于国家强盛
60年来，中国的国家建设也经历了兴旺、沉滞、崛起、走向高潮的阶段性特征，文化领域中的书法，也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废待兴；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文化繁荣期；十年浩劫；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到今天的成为世界大国，其间的起落，正与书法的60年发展轨迹完全吻合。这些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物命运、一门艺术兴衰、一种思想理念的起落，是可以游移于民族、国家的大氛围之外的。那么反过来的含义是，书法家要求得自身的专业发展，也应该树立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
书法兴盛有赖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60年书法发展，我们遇到了几千年古人未曾遇到过的时代新问题。比如书法的“展厅文化”，书法的“创作 — 评审”机制，书法理论的学科意识、美学思辨，书法的全面进入高等教育，书法的进入传媒报刊、影视与互联网，书法家协会的组织架构……这么多的内容，中国古代书法何曾遇到过？如果抱着老旧的笔法不放，以为只有它才是学问，又如何来应对书法在今天的日新月异？当代书法家敢想前人之未想，敢做前人未有之尝试，大胆创新、大胆变革、大胆调整，才造就了今天中国书法如火如荼的大好局面。古人没有的今天不妨有，古人不以为然的今天无妨重视关注，古人认为不足道的今天却可能是发展的关键，只有不断“与时俱进”，书法的发展才会跟得上突飞猛进的时代步伐。遍观60年来的中国书法发展，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我们横跨几代人的努力是有效的。书法兴盛有赖于每一个书法家脚踏实地的努力。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的书法人口数以千万计，有相当水准的书法家队伍，约在五万之数。一门艺术有如此庞大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是任何其他艺术门类如绘画、舞蹈、戏剧、音乐所无法比拟的。它造就了中国当代书法发展的资源——无论是专业资源、人力资源，是出乎寻常的充沛丰厚，是古人限于文人士大夫小圈子的“贵族文化”所无法想象的。书法的走向社会化，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首先它是最受大众欢迎、也最有群众基础的一门传统艺术；其次它在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源的同时又亟需对专业质量与高度的提升，如何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摆在我们当代书法面前的一道大题目。而无论是做普及推广工作还是做研究创作工作，其实都有赖于每一个甘愿投身于此的“书法人”的敬业精神与不懈努力。一个时代的辉煌业绩，是靠每一个人的付出汇聚和支撑起来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当代中国书法60年之不同于几千年古典书法的历史特征，也看到了当代书法有条件、有可能创造的时代业绩，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书法家，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感到无比自豪、充满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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