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平复帖》概念与晚明鉴藏家的“松江意识”
1956年，《平复帖》由张伯驹夫妇捐出，在经历过被北宋宣和内府和清乾隆内府的两次宫廷收藏之后，再一次进入故宫博物院，其“博物馆级”或“国宝级”藏品的地位也由此确立。之前的漫长一千多年，它只被少数幸运的皇室成员和收藏家看到；之后，它不断被出版和展览，以印刷品和原作的形式出现在广大普通观众面前，同时出现在多种书法史教材著作中，冠以“现存最早的名家墨迹”等多种标签。
然而，关于此帖的讨论并没有停止。尽管张伯驹、王世襄、徐邦达等人对其流传史有详细考证，但收藏史的环节仍有缺漏；启功、徐邦达先生对文字内容作过考释工作，但其全文仍不能尽释；帖中所提及的人物也一直悬而未决；尽管对于作品的时代无甚疑义，但此帖的著作权是否归于陆机仍然存疑。
这些考据还原的困难，当然是由于现存早期文献和作品的不完整和不对应性所致。事实上，这种困难至少在明清之前就已存在。而我们现在关于《平复帖》的知识，是基于明清鉴藏家的工作。因此，在早期文献和作品缺失及错位的情况下，与其还原其难以复原的面目，不如探讨“陆机《平复帖》”的知识生成过程，更能厘清书法史知识和概念生成的内核。
因此，本文将以大量的文献考据爬梳入手，探讨陆机形象的丰富过程、《平复帖》的流传过程、陆机与《平复帖》的合成过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发掘陆机《平复帖》被收藏、观看、鉴定的过程，探讨晚明鉴藏家的鉴定标准、方法、趣味，最终揭示其后隐藏的观念。
一、西晋到晚明：“陆机”与《平复帖》合成史、流传史与鉴藏史
关于陆机的文学史写作，是由南朝刘宋文学家刘义庆(403-444)完成的。通过他在《世说新语》中对陆机的记载，我们得以了解陆机的言行、风采、家族以及他对家族和江东地域的荣耀感。而对于他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文赋》，其弟陆云、六朝时期的臧荣绪、刘勰以及钟嵘都有评价。关于其历史写作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完成的，他在《晋书》中，对于陆机的煊赫家世、武将经历、文士才能有详细的记载，尤其全文抄录了其《辩亡论》，并对其文采赞赏有加。
所有的上述著作均没有谈及陆机与书法的关联，更没有谈及他的书法作品。事实上，在宋代之前的品评体系的书法史著作中，陆机的地位一直不高。在庾肩吾的《书品》中，他与王导、庾亮等共十八人被列为“中之下”，同时也谈到“陆机以弘才掩迹”；而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被列为“上之上”；我们现在熟知的章草书法家索靖、皇象等九人被列为“上之下”。到唐代，李嗣真的《书后品》中，陆机与庾肩吾等共其他十三人被列为“下上品”，而上上品为程邈(隶)、崔瑗(小篆)二人，索靖、皇象等七人则被列为“上中品”；在张彦远的《法书要录》“能品一百七人”中的“章草十五”人中，没有提及陆机；在韦续的《墨薮》中，“陆机行草”被列为“下上八人”，而“杜伯度章草时称草圣”；同时，魏韦诞正(书)、章草及署(书)被列入“上中十三人”之中；张怀瓘的《书断》中，所列“神品二十五人、章草书八”，以及“妙品九十八人、章草八”中，均没有陆机的名字，也没有提到陆机与章草的关联，更没有提及与《平复帖》关联。
把陆机和章草、《平复帖》整合到一起，最早是在《宣和书谱》里完成的。《宣和书谱》里提到陆机的经历、才华，也谈到“虽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书特其余事也”，陆机的位置开始变得相对重要；在为数不多的草书家中，他被列为张芝等少数草书家之后，并在“草书二”中，被列为第一，位置甚至在出生时代比他要早的索靖之前。书中还明确记载“今御府所藏二，章草《平复帖》、行书《望想帖》”。从此，“陆机《平复帖》”成为紧密结合的概念。《宣和书谱》中的记载，也成为后人鉴定的重要支点。
王世襄等学者谈到，在进入北宋宣和内府和《宣和书谱》之前，《平复帖》曾载入米芾《书史》，为“西晋晋贤十四帖”之一。此也为米芾斋号“宝晋斋”之由来。检考《书史》，其中只谈及人名，并未提及具体作品。故此说也曾遭到徐邦达、曹宝麟质疑。《平复帖》如何流出内府，细节已经不得而知，但之后的收藏者和经眼者都很有限，从收藏印和题跋，以及晚些的著录书可知，曾为元代张斯立、杨肯堂、郭天锡经眼，但当时藏于何人之手，已不可知，他们也没有具体的作品描述和鉴定意见传世。此作于明万历年间归韩世能(1528-1598)、韩逢禧(1576-1652后)父子收藏，后由韩逢禧售与张丑(1577-1643)。作为著名鉴藏家，张丑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到此帖。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人之手归入乾隆内府，再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最终由张伯驹购得，并捐出，入藏故宫博物院。
《平复帖》的收藏者和经眼者并不全是言说者，或者是有价值的言说者，换而言之，在少数的收藏者和经眼者中，只有极少数人对此帖有过言说，并对“陆机《平复帖》”这个概念的生成和丰富做过有价值的贡献。
北宋之后，陆机和《平复帖》地位的再一次确认是由董其昌完成的，他除了进一步确定陆机的著作权地位之外，还确定了该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董其昌于韩世能处获观真迹，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于卷尾写下题跋，认为“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并认为其在韩氏的收藏品中，“以此为最”；“此帖当属最古也”；同时认为陆机当为“晋初开山第一祖”。张丑曾于韩世能家中获观《平复帖》，并有具体描述，对陆机的著作权并无异议。崇祯元年戊辰(1628)，张丑从韩世能之子韩逢禧处购得此帖，并由此取斋号“真晋斋”，但在作者是陆机还是张芝之间徘徊。晚明的鉴藏家中，詹景凤(1532-1602)曾对《平复帖》的笔法、风格、书体发表过鉴定意见，并认为是真迹。陈继儒(1558-1639)认为“其书极似索靖笔法”。他们是否目鉴过《平复帖》，已不可知。著名的文人、鉴藏家王世贞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该帖。
此后的收藏者、经眼者、言说者并无特别贡献。仅就言说者来说，清代的吴其贞《书画记》，安歧《墨缘汇观》有更为详细的著录。但是，我们现在关于“陆机《平复帖》”的主要知识和概念，在晚明即已完成，主要贡献来自《宣和书谱》和董其昌。这是我们探讨“陆机《平复帖》”概念生成的支点。
二、晚明鉴藏家的“陆机《平复帖》”概念
万历十九年辛卯与三十二年甲辰，董其昌与《平复帖》两次相遇，一次于韩世能处获观，一次于卷尾写下题跋：
右平原真迹，有徽宗标字及宣政小玺。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予所题籖在辛卯春，时为庶吉士，韩宗伯方为馆师，故时时得观名迹，品第甲乙，以此为最。惜世无善摹者，予刻《戏鸿堂帖》，不复能收之耳。甲辰嘉平月朔，董其昌题。
董其昌给《平复帖》和陆机确立了明确的著作权归属，以及作品在书法史上的时间定位和品质定位。“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属于对书作创作的时间定位，这个定位是基于“徽宗标字及宣政小玺”所做出的。“真迹”，属于作品品质定位。而“晋初开山第一祖”是对作者地位的进一步确认，既是客观的书法史的时间定位，也有主观的价值判断。“此帖当属最古也”，既是时间定位，也是风格、趣味、价值观的定位。
在时间上把《平复帖》定位“最古”，主要是基于客观上晚明所能看到的魏晋真迹的减少。如著名收藏家项元汴(1524-1590)和韩世能(1528-1598)，其收藏的魏晋书法就颇为有限。以韩世能为例，其藏品中，魏晋楷书，有王羲之三件、王献之一件；行书王羲之五件；“草圣”除《平复帖》以外，有王羲之五件，王献之一件。至于比陆机更早的张芝、钟繇、索靖、皇象等人的作品，所见就更加有限了。王世贞就谈到《急就章》时说：“自伯英创今草，海内争趣之，章日以废，《书谱》称二王章法俱入神，而其存者，自《孙权》、《豹奴》二三帖外，不复可见。”董其昌谈道：“今世张、锺书法都非两贤真迹”；张丑也说过“元常《宣示》成乌有”；即便如此，这些藏品，也只有少数书画鉴藏家才能看到。
在《宣和书谱》中，归于陆机名下的除了章草《平复帖》之外，还有行书《望想帖》，后者在北宋之后的流传情况不详，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它在一些著录书中偶被提及，也都是对《宣和书谱》的复制。因此，要判断《平复帖》的作者归属，魏晋同时期章草书家的书作就成为较好的参照。
在魏晋章草书家书作中，晚明鉴藏家经常谈及的是索靖的《出师颂》，它也经常作为陆机《平复帖》的参照物。同样，《出师颂》在此时也是稀罕之物，董其昌就谈到：“锺太傅书，自晋渡江时止传宣示表，百余年间妙迹已绝，宁知今世有索靖《出师颂》耶？”王世贞谈到曾入宣和内府的索靖《出师颂》，认为是“唐人临作萧子云颂，因见阁帖内靖数行相类，遂鉴定以为靖出师颂耳”。此外，他还谈到于文寿承处所见一卷，上有佑陵泥金御题“征西司马索靖书”，以及其弟敬美(王世懋)购得一卷，被米友仁敷文鉴定以为隋贤书，后入绍兴内府的《出师颂》，都不是真迹：“二迹皆自幼安临出。”至于他所得到的索靖另一件著名的章草书《月仪帖》，经他鉴定，“亦是唐人临手也”。张丑也曾谈到索靖的《出师颂》，即是王世贞所谈到的文寿承家藏的那件，“文寿承定为真迹，为之刻石行世”，然而张丑对其是否为真迹表示怀疑。此外，他还提及“索靖章草月仪帖一短卷”，对其真伪状况没有发表意见。
以上所谈到的晚明鉴藏家所见到的“索靖《出师颂》”墨迹的状况，它们或是唐人临本，或者真伪不详；而索靖《出师颂》和《月仪帖》，以及其他章草书也见于《淳化阁帖》以来的多种刻帖之中，这些刻帖经过反复刊刻，流传甚广，这些也成为晚明鉴藏家认识魏晋章草的重要参照。事实上，晚明的鉴藏家经常以《出师颂》为标尺，来比对、鉴定《平复帖》。
陈继儒就曾经谈到两者之间的“笔法”关联，收入张丑《清河书画舫》中：
韩存良太史家陆士衡平复帖……云间陈仲醇谓其书极似索靖笔法。吴门韩宗伯存良有陆士衡小柬……其书乃得索靖笔。
如果说陈继儒提及《平复帖》“极似索靖笔法”和“乃得索靖笔”还较为谨慎，张丑在谈到《平复帖》时，则直接谈到“索幼安《出师颂》齐名”，甚至“远胜索幼安”了：
平复帖最奇古，与索幼安《出师颂》齐名。平复九行，为西晋名贤手迹，且章草奇伟，远胜索幼安、谢安石辈乎！
“笔法圆浑”既属于形式构成，也属于风格描述；而“章草奇伟”则是完全的风格描述了。通过索靖的《出师颂》对《平复帖》之间的笔法和风格关联，晚明鉴藏家来确立“古”的时间定位。而这“古”显然指的是魏晋,董其昌对此有论述：
吾学书……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锺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祝希哲置之眼角。
同时，“古”同样还是风格、趣味和价值标准。张丑在对《平复帖》的叙述中，就多次谈到“古”，或与“古”相关的概念：“士衡平复书淳古”、“平复帖最奇古”、“箧秘墨皇平复古”等。在董其昌的书画评价标准中，“古”是极为重要的概念，甚至他品评书画的最高标准，他在谈及他所推崇的古代书画家时，经常用到“古淡”、“淡古”或“沉古”等词：“书黄庭经后……小字难于宽展而有余，又以萧散古淡为贵”，“王珣书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等。由此，我们可以获知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晚明鉴藏家关于“陆机《平复帖》”的概念生成背后的结构关联，在肯定宋徽宗鉴定成果的基础上，确立其作者和书作的时间定位，以及品质定位，而晚明鉴藏家关于魏晋章草的知识背景也隐含其中。通过笔法、风格的比对和鉴定，进一步指向魏晋这个朝代和时代概念，以及“古”这个包容时代、风格、趣味、价值的概念。而这，正是董其昌等晚明书画鉴藏家品评书画的重要标准。
董其昌关于“陆机《平复帖》”概念的生成还隐藏着个人背景，这个背景与董其昌和陆机的共同的地域“松江”的背景有关，他两次谈到“吾松书”，即“松江书法”：
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遂不复继响，当为晋初开山第一祖，诚然，诚然。陆机平复帖作于晋武帝初年，前王右军兰亭燕集叙大约百有余岁，今世张、锺书法都非两贤真迹，则此帖当属最古也……
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遂不复继响，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传世，为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时之标，然欲突过二沈，未能也，以空疏无实际故。余书则并去诸君子，而自快不欲争也，以待知书者品之。
董其昌强烈的“地域意识”于此显现。他一开始确立了松江本地书法家陆机、陆云“晋初开山第一祖”的重要地位，在对松江本地书法家“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振之”，而又“为吴中文、祝二家所掩”不满的同时，也贬抑了后者的水平。最终不无矜持而又自得地表示，只有自己“并去诸君子”。在排除了书法史上陆机到自己之间，包括松江和吴中的所有书法家之后，把自己与陆机做了遥远的链接。一方面，他强化了自己与陆机的关联，也强化了松江书法的强势地位，另一方面，他也贬抑了吴中书法家。这样，带有董其昌强烈地域意识，或者说“松江意识”的“陆机《平复帖》”的概念得以最终完成。
三、“松江意识”的凸显
书法史的“松江意识”不仅见于董其昌的论述，也见于明代中期和晚明其他松江鉴藏家和文人的论述中，何良俊(1506-1573)就谈到：
吾松在胜国与国初时，善书者辈出。国初诸公尽有善书者，但非法书家耳。其中惟吾松二沈，声誉籍甚，受累朝恩宠……然大沈正书效陈谷阳，而失之于软。沈民望草书学素师，而笔力欠劲；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后如吾松张东海……皆以书名家，然非正脉。
何良俊对于松江本地松江书法在元代和明初的声名深为自豪，对于此后的状况表示不快，与此类似的还有与同郡董其昌齐名的陈继儒：
祝允明又论吾乡书法，近朝所称，如黄翰、二钱、张汝弼皆松人也。松人以沈氏遗声，留情豪墨，迄今犹然，然精玉一时而已。
何良俊和陈继儒，与董其昌一样，都是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们在对松江书法史的论述中，都表现了强烈的好恶之感。无论好恶，都是个人情感的强烈体现，在这里表现为地方意识、“松江意识”的强烈体现。对晚明之前的松江书法的复杂心态是基于对晚明董其昌时代书法状况的自豪感，这点多见于各种文献。同时，还基于对本地文化的自豪感，何良俊就谈到：“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于苏州并称，虽富繁亦不减于苏。”晚明松江人的文化自豪感自然跟松江府的文化兴盛有关。以科举为例，据统计，明代就松江府就出了进士561名。而学校的建立和学生的培养，也相当可观，以上海县为例，“除乡贤奉祠生及告老衣中生而外，见列岁历史上的松江科红案者，共约六百五十余名”，如果以一府五学计算，学生约有三千余名。“一时家弦户诵，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彬彬乎文教称极隆焉”。而高官、名宦、作家、书画家、收藏家更是数不胜数，极一时之盛。
当然，晚明松江文化的兴盛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江南地区自从唐宋以来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在明代则更加明显。而松江地方历来是“鱼米之乡”，宋代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盛产稻米等粮食作物的地区。到了明代，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和传统的蚕桑经济天下知名，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松江府已经是一个富裕的江南名郡，粮食充足、航运发达、市镇林立、人口众多，和苏州并称为“苏松”，苏松两府的经济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松江府也成为明代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总而言之，松江府在有明一代，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松江”作为地名出现在元朝。而“华亭”之名始于吴、越时期，“华亭”因之成为“松江”一个代称。东汉及魏晋皆属吴郡。唐末藩镇割据，华亭成为吴越国的一部分。到了晋大福年间，以嘉兴县为秀州，华亭划归秀州属。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华亭县因为人口上升，升为华亭府，又于其下设华亭县，次年(1278)改名为松江府，明朝沿袭之，直隶京师，领县三：华亭县、上海县、青浦县。
基于以上的历史沿革，陆机经常出现在各种名称不同的地方志中，作为地方名人隆重对待。如唐《元和郡县志》，宋《吴郡图经续记》、《吴郡志》，元《至元嘉禾志》以及《明一统志》等，其经历、言行、诗文、旧宅等也一一见于记载，地方荣耀感也于方志中一一展现。
至于陆机本人而言，松江的另外两个地名与他密切相关。其祖父陆逊被封为华亭侯，《明一统志》认为：“汉末孙吴封陆逊为华亭侯，华亭之名始见”；而“云间”之名，与他的弟弟陆云有关：“郡名云间，因晋陆云有‘云间陆士龙’之语而名”。陆机本人的家族荣耀感和地域意识也与其祖父和华亭有关，其相关言行，多见于《世说新语》中：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陆机的言行表述中所体现的家族意识，以及“华亭”、“江东”之语中所展示的地域意识、“松江意识”于此强烈体现。
作为松江人，董其昌显然熟悉这位同乡先辈书法家的掌故。他把陆机《平复帖》定为“最古”，在抨击了其他本地和吴中书法家之后，认为陆机和他才是松江书法史中的两位代表，体现了其强烈的“松江意识”。而这种意识，还存在于其他松江籍鉴藏家之中，这些，都基于晚明松江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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