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金海：“印外求印”新解——影响当代篆刻家发展的五大因素
以往的篆刻家和印学研究者，大多会将篆刻艺术的内涵分为“印内”和“印外”两大部分。“印内”即指篆法、章法、刀法（排序说法不一）、边款、印屏设计等技术层面；“印外”则指文史哲艺、道德品行等知识、精神层面。近世以来，由于社会制度、人文环境以及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等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因此“印外”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笔者根据对国内外众多篆刻家的成功事例以及本人40余年的从艺经历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在现有的国情和体制背景下，篆刻家如欲获得事业上的成功，除了具有精湛高超的技艺之外，还要将“印外”功的内涵加以扩展，必须在供职单位、居住城市、职务职称、书法成就和社交能力诸方面占据一定的优势。否则，纵有超常的天赋和技艺，最终也只能是“名闻乡里”。
一、供职单位
供职单位，也叫“平台”，俗称“码头”。“平台”和“码头”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一个篆刻爱好者和篆刻家未来的发展。在我看来篆刻从艺者最好的单位是高等艺术院校、普通高校中的艺术院系。如全国范围内的中央美院、中国美院、西安美院、暨南大学艺术学院、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等。如江苏范围的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等。其他较好的单位如各级文联、书协、美协、书画院、博物馆、美术出版社、书画专业媒体等。这些单位都是“金字招牌”、“无形资产”。从艺者如果能在以上单位供职，无疑会拥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便利和机遇。现举两例。①南京已故著名篆刻家马士达先生，原在江苏太仓县一家企业当工人。1983年他在上海《书法》杂志举办的全国首次篆刻征稿评比中获得一等奖，此事被时任南师大美术系主任的著名书法家尉天池先生得知，将他破格调入该校任专职篆刻书法教师。马先生利用这个上好平台，勤奋治艺、努力工作，很快名声鹊起，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而苏州当地有一位篆刻水平与其相当的同辈印人周玛和却没有那么幸运，长期待在苏州的一家小单位直至退休，最终名不出乡里。②北京著名女篆刻家骆芃芃，原在荣宝斋担任编辑工作。十几年前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筹备成立中国篆刻艺术院，先后任中国篆刻艺术院常务副院长、院长。曾主持筹划了“篆刻申遗”和“建国60周年中国篆刻院名家邀请展”、“中国第二届汉字艺术节——两岸篆刻名家展”等一系列大型活动与展览，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骆芃芃的组织能力和印名也随之获得了大幅提升。
二、居住城市
从艺者的居住城市，其实也是“平台”和“码头”，与“供职单位”相比，前者是小“平台”小环境，后者是大“平台”大环境。居住城市的级别高低也会影响从艺者未来的发展。从全国来看，居住城市应首选“北上广”，其次是全国的直辖市或各省省会城市以及各省大中城市。这些城市由于文化、经济基础好，对人才的需求量大，各类资讯也比较发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书画篆刻界出现了“北漂”“南漂”一族。“北漂”指入住北京，“南漂”指入住广州、深圳。在我的朋友圈里就有不少“北漂”和“南漂”的成功者。现举例说明。①江苏篆刻界的“北漂”朱培尔先生，原是镇江谏壁电厂的一名车间干部，上世纪90年代初到北京，在刘正成先生的领导下参与《中国书法全集》的组稿和编辑工作。经过近20年的奋斗，现在已功成名就。朱培尔现任《中国书法》杂志（顶级专业杂志）主编、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秘书长、西泠印社理事等。②再说两位“南漂”的成功者：李平和鞠稚儒。李平和鞠稚儒两人都是90年代后期分别从湖北、吉林小城镇来到广州和深圳打拼的。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李平现为中国最大的篆刻专业网站《中国篆刻网》的创办人、总经理、西泠印社社员。鞠稚儒现为中国篆刻院研究员、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委员、深圳电视台文物鉴赏节目特约主持人、西泠印社理事等。总之，像以上积极选择进入大城市发展的成功例子举不胜举。“北漂”现象并非今天才有，可以说是“古已有之”。我近年曾看过一篇谈“北漂”的文章，其中确认齐白石先生是现代艺术史上最早、最成功的“北漂”之一。齐白石原是湖南湘潭的一个乡村木工，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勤奋，自学成为一名书画家。他56岁开始到北京卖画谋生，起初受到同行的歧视和排挤，并被目为“齐木匠”。由于白石老人谦虚好学、广结文人雅士，最终得到陈师曾等人的赏识和推介，成为一代宗师。齐白石是“北漂”成功的经典范例。
三、职务职称
从艺者如果拥有教授、博导、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艺术院校的院长、主任、所长，省市书协的主席等职务（头衔），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拥有这些职务和职称，不仅有利于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也有利于为公众服务。拥有这些职务和职称，不仅能显示出作者荣耀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有时也会影响其作品的价格与销售效果。原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秘书长、现任篆刻委员会副主任的崔志强先生，七、八年前在江浦的一次印人雅集中，曾直言不讳地说，我现在的印章润格每方印达到20000元，其实主要还是我的“码头”好，担任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秘书长这个职务在起作用，并不是我的印刻得比别人高明多少。崔先生说的是个大实话，我非常赞赏和敬佩崔先生的这种坦诚精神。在近两个月内，曾有三位中青年朋友找到我，向我咨询如何能尽快加入中国书协、江苏省书协和南京印社。其中想加入中国书协和江苏省书协的两人，一个是下岗职工一个是画廊店主，他们都想通过提高自己在艺术团体中的职务，来改善书法篆刻作品的销售效果。因为现在的收藏界和一般公众大多不懂艺术，他们购藏书画作品只能是根据书画家的官阶和职务高低来论价。
四、书法成就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有一个问题始终未能弄清：在当今社会，书法家只要能把字写好，他就能获得社会的认可。画家只要能把画画好，他也能获得社会的认可（画家的字写得不好，无人对他们指三道四，也丝毫不影响画作的价格）。而篆刻家则不然，如果仅仅能把印章刻好，他却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还必须要求他把字也写得达到书法家的水平才能被认可（这种现象是一般篆刻爱好者所不了解的，因为他们还未达到应有的专业层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人们对篆刻家的要求远远高于书画家，他们把从事篆刻创作的人曾经称为“金石家”，称为“印人”，换言之，篆刻家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饱学之士”和“文人”的形象。我后来经过多年的思索终于明白了，篆刻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历史上许多著名篆刻家大都长于文史、兼擅书画，如赵之谦、吴让之、黄牧甫、吴昌硕、罗福颐、容庚、齐白石、王福庵、钱君匋及日本的梅舒适、小林斗盦等等。梅舒适和小林斗盦先生是日本现代篆刻界的两位大师级人物，他们都精擅书法，前者长于金文书法，后者长于小篆和隶书。所不同的是，前者经常展示书法，而后者极少展示而已。当今印坛的代表人物韩天衡、王镛、李刚田、刘一闻、石开、赵熊等人也不例外，他们都是全国闻名的书法家。过去业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很有道理：书法家未必是篆刻家，而篆刻家必定是书法家。事实表明，不研究书法、不擅书法者最终是刻不好印章的。即使有些成就，也不会传之久远。当代老一辈印家中有些人由于不擅书法或书名不显，最后大大制约了他们在印坛的地位与影响。例如福建的周哲文、湖北的杨白匋、江西的许亦农、浙江的叶一苇、江苏的张寒月等等。以上前辈印人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攻习篆刻一定要深研书法，一定要使自己的书法达到中上等书法家的创作水平。以南京为例。马士达先生和我，公众把我们定位成篆刻家。以前我们的印章作品只能参加本省举办的书法篆刻综合展览，凡是单纯的书法展览，一般是不会邀请我们参加的。到上世纪9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逆转。凡是有专项书法展，省书协开始邀请马士达先生的书法作品（行草）参展了，再过几年也开始邀请我的书法作品（篆书）参展了。今年以来我的书法作品就两次参加江苏省文联举办的大型书画摄影展（不含篆刻），一次是年初的“迎新春江苏省书画名家邀请展”，一次是12月10日开幕的“铭记历史，珍爱和平2014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书法摄影展”。近年来外地有不少大型纪念性书法展也邀请我的书法参展。事实说明，一旦篆刻家的书法达到或超过一般书法家水平的时候，公众和业界才会认可与接纳。
五、社交能力
众所周知，书画篆刻艺术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艺者在学艺初期需要拜师访友，学画者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名之后还要加入相关艺术团体，进行广泛的艺术交流，举办展览，在这期间必然要与许多部门和人物打交道。如果你的组织能力强，善于团结同道人缘又好，那么你就能在社会上或业界有着较大的活动空间，就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你的成就和知名度也就会随之得到提升和彰显。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有的人生性内向、孤僻，既不善言辞又不善交流，我发现他们虽有较高的艺术天赋，但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才能，做出应有的贡献，非常遗憾。我不大赞成社会上有一种说法，称有些缺乏社交能力、知名度不高的书画家是“低调”、“不求闻达”。据我长期的了解和观察，这些书画家并不是真的“低调”而是“无力高调”、“无法求闻达”。真正的“低调”者应该是本来就名望很高成就很大的人，他们不继续追逐名利而采取“功成身退”、“急流勇退”的策略，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做法，也是一种很高尚的精神境界。可惜这类人士在当今社会真是凤毛麟角。
外界曾有人撰文赞扬我是“低调”人士，我很有自知之明，其实我也不是真正的“低调”，而是无力做到“高调”。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比如你叫我到江苏省美术馆和中国美术馆办个人书展，我能办得起来吗？我首先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更没有能力邀请众多政府高官出席开幕式。因缺乏社交能力而影响艺术家发展的事情，现举两例作一介绍。①郑州的已故篆刻家查仲林先生与我同年，他和我一样长期在一所中学里教书，其篆刻水平可在河南排名第二，仅次于李刚田先生，由于他缺少社交能力，不善公关，结果生前一直未能进入河南省书协主席团，而有一些比他水平低、资历浅的人都纷纷进了主席团。②江苏扬州的篆刻家蒋永义先生，他的篆刻作品1981年就参加了《日本•中国20人书道交流展》。我记得这个展览的档次和规格是“文革”后级别最高的，可以说是轰动全国书坛（中国展区只在北京和南京两地展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书法展览地点主要是在北京和南京两个城市）。这次展览共展出中日两国各20位书法篆刻家的作品。参展者绝大多数为老一辈著名书家。篆刻参展者日方为梅舒适和小林斗盦两位大师级人物。中方参展者为诸乐三、金禹民、叶露园、黄永年、李滋煊、蒋永义等6位著名篆刻家，其中蒋永义年龄最小，年仅37岁。其时他在一家小公园工作，按现在的定位应该属“草根”印人。当时中方参展书家为赵朴初、林散之、容庚、周而复、沙孟海、启功、费新我等14位著名书法家。连现在印名最大的刘江、韩天衡先生当时也未能参展。由此可见蒋永义先生当时是何等风光。然而由于他本人不善言辞，一口正宗扬州方言，人际交往能力不佳，故后来的成就和名声都没有走出江苏。再举一个社交能力较强的成功例子。上海篆刻家徐正濂先生，原为一家企业职工。他在上海同辈印家中出道不算早。1988年他的篆刻作品入选在南京举办的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90年代中期后连续在全国展赛中获奖，不断发表篆刻评析文章，并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篆刻函授培训班，桃李满天下。2002年至2006年，他有幸结识当时全国三大篆刻家中的两位——王镛先生和石开先生。并和他们联手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成功策划了三届“流行印风大展”，一时盛况空前。徐正濂的印名也因此而大振。徐正濂先生现任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委员、中国篆刻院和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他已成为上海印坛几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行文至此，或许有人会问，你本人在上述五大因素中，所占份额和应对能力如何。我自认为总体属于中等水平。我的“供职单位”南京第四中学是一所普通中学（我1970年高中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长达42年），应属“中下等”。“居住城市”南京是省会城市，应属“中上等”。其他如“职务职称”、“书法成就”、“社交能力”均属“中等”。我的“职务”都是一些艺术团体的兼职，如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委员、南京市书协副主席（现为顾问）、南京印社副社长等。我的“职称”是“中教一级”，在书法篆刻界根本不起正面作用。
我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从事篆刻的学习与研究，期间得到过许多师友的关心帮助，我始终心存感激。今撰此文旨在抛砖引玉，绝无贬诋、嫉妒那些“平台”好、“社交能力”强的同行之意。结合本人40余年的艺术实践，提示篆刻家在努力提升技艺的同时，也要关注和研究有利于自身未来发展的一些外部因素。我并非“唯条件论”者，我十分认同和信奉“有志者事竟成”和“机遇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两句古训和格言。因表述的需要，本文所涉篆刻家一律采用实名。所举事例若有不妥之处或由此对篆刻家造成不敬，尚希各位多予包涵并乞赐教。
2014.12
（本文原载《印学研究》第七辑，文物出版社201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