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诠：刘正成与当代书坛
现在当然还不是全面客观地评价刘正成先生的时候。我想也许还需要更长一段时间吧，但只是也许，谁知道呢。当年共和国的主席曾经说过，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其实，正是人民把他批倒批臭，一批批了十几年，一点不客气甚至不善良、不厚道。人民在许多时候不明真相而且健忘怕事，当然这怪不得人民，人民自有人民的苦衷。所以我下面的文字，就算是书坛的“人民一分子”对刘正成先生片面而主观的一点评说吧。我认为，把刘正成先生从三十年当代书法事业的发展历程中挑选出来做一个案研究，细数其诸如编杂志、编《全集》、主持书学理论研究、主办各项展览等种种“事功”，或剖析他书学研究的优劣得失以及创作实践的心路历程，固然重要，但透过刘正成人生浮沉之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种种努力，分析其给当代书坛带来的启发与思考，让我们每一位当代书法人从中获得自省与反思，或许更有现实意义。
刘正成遭遇的是一只“无形之手”
刘正成，今年65岁，非中共党员，17岁临帖习书，18岁中学毕业到川棉一厂当印染工人，24岁创作独幕话剧《欢迎新战友》演出获奖并被推选成为成都市话剧团演出剧目，34岁书法作品参加第一届全国书法展览，在《四川文学》发表历史小说《怀素自叙》；35岁在《四川文学》发表历史小说《地狱变相图》，调四川省文联任《四川文学》编辑，书法作品参加全国第一届“中青展”；36岁在上海《小说界》发表小说《孔尚任湖海采风记》；38岁任四川大型文学丛刊《人世间》副主编，发表小说《半山唱和》、《元稹忏悔录》、《新乐之焚》，书法作品参加全国二届书法展览；39岁借调中国书协起草全国二届书代会工作报告，同年正式调入中国书协任出版编辑部主任、《中国书法》杂志副主编，主持杂志改版并正式由邮局发行，发表小说《望美人兮天一方》；42岁任中国书协第一届评委会委员；43岁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庄周自传》，主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44岁筹备并进行《中国书法全集》的编纂工作，至今已出版六十七卷，亲自编撰其中六卷，被称为中国书法的“四库全书”；45岁任中国书协常务理事、副秘书长；1986年开始，主持全国第二、三、五、六、七、八届“中青展”，主持全国第四、五届书学理论研讨会以及那十几年期间中国书协主办的诸如隶书理论研讨会之类学术会议、批评年会等。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刘正成的简历，是因为当下很多人对刘正成的了解正越来越模糊。我曾经和喜欢书法的大学生、研究生聊到刘正成，竟有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刘正成只是当年中国书协的老干部，因“搞流行书风”、“破坏书法传统”而被免职，等等。至于他做过哪些工作及产生过何等影响等十分模糊。刘正成离开书协被 “边缘化”才不过十年，尽管此后仍在多种场合以民间身份频频“出镜”，但他在全国年轻一代书法作者爱好者心目中的印象，还是渐趋模糊与尴尬，在某些人眼中甚至是当代书法界的“反面人物”。他带给当代书坛的第一个思考：当代书坛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无形却又是法力无边的，可以颠倒黑白、弄乱美丑，可以让老干部书法的作者们挂上某个头衔一夜成为“名家”、“大师”，也可以让真正有真才实学的艺术家、学者一夜之间朦胧模糊甚至“妖魔化”。所以，站在不同角度的人们竟然不约而同地频频发出同样的追问——“书法艺术究竟有没有标准”？这双“手”是几个位高权重之人还是一个群团组织？他们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能量？全国那么大的书法队伍对类似现象为何总是“万马齐喑”甘当“沉默的大多数”？比如对他当年主持的“中青展”，一方面是中年以上的老作者们窃窃私语无限怀恋，一方面却是被取消，遭批评和谩骂，什么“流行书风策源地”、“丑书泛滥”、“一言堂一票定终身”等等。刘正成自1984年调入中国书协后，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为中国书法事业的健康发展建立了一整套专家体制——请大家一定记住这一点，这是刘正成调入中国书协之后积十数年心血所做的全部努力的核心与根本：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书学理论研讨活动的开展与制度化、《中国书法》杂志的编辑原则方针、中青展的成功举办乃至《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无不体现出刘正成的这一努力虽然筚路蓝缕但卓有成效。试想，如果没有这种专家体制的形成与成功运作，以上所列举的各项工作都将完全有可能无法正常进行，最起码其工作成效必然要大打折扣。
王小波曾说“科学和艺术是无法照顾弱势群体的。”刘正成自基层上来，当然了解基层骨干作者的要求与愿望，如果把书协工作按一般行政事务处理，照顾关系搞平衡，后果可想而知。刘正成是怎样做的呢？在刘正成“江山寻绎”书法展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朱关田先生这样评价：“其后调入中国书协，以副秘书长兼管杂志事务，一改以往以京自重的局面，对外地如豫、辽、江、浙、川、湖诸省格外客气，此固出之时风，亦为其重才敬贤，欲一显身手，领袖英俊的作为有关。大凡书协诸活动，如学术研究、书法创作、各类展览尤其中青年书展，还有外交活动，以优为先，以能为用，还是比较公开公平的。”朱与刘一样，既是三十年书法事业发展的参与者、领导者，又是当今书坛为数不多的有学问、有思想又有卓越领导才能的全能型人物，他对刘的评价应该是客观而公正的。我在刘正成的简历中特别注意到了这样几个信息，“1985年，39岁，借调北京为中国书协起草第二次书法代表大会工作报告”；“1992年，46岁，出任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书协三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筹备并通过四个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这说明，他在中国书协副秘书长任上实际地“操作”了学术、评审、篆刻、教育四个委员会的筹备与组建工作。在他所起草推荐的各委员会特别是评审委员会、篆刻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成员中，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中国书协机关工作人员极少，只是个别担任秘书之类职务；二是边远省区特别是文化落后、书法事业薄弱省区极少甚至空白；三是某些省区担任“委员”者并非本省区书协的主席、秘书长。在他主持的“中青展”评委班子中更是如此，像江浙等书法水平高、积淀厚的书法大省每省三四人而全国有半数以上省区空白。他的原则与出发点是：评委不代表自己省区而是为全国书法作者负责。这就是朱关田“一改以往以京自重的局面”、“以优为先，以能为用”评语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出，刘正成的思想深处有一种强烈的“文化精英”意识。但是刘正成的这种做法却成为导致他日后遭遇的重要原因之一：“后院起火”，不仅一直无法实现“入党”的愿望，还被“群众”评为“不合格”；甚至许多省市书协主席、秘书长至今仍对刘耿耿于怀。专家体制的建立与运行，最得益的是书法作者与书法事业，但有几位书法作者理解一位名叫刘正成的人当年在其中所做的艰苦努力和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我前面说的书坛那只 “无形之手”，“手指头”或许是几个人，“手腕”或许是一个组织，然而“手臂”，我不能不说——正是书坛得益的作者们不知实情的怂恿与纵容，当然也包括趋炎附势者的“反戈一击”和“落井下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由于我们的冷漠，拒绝发言，我们也就成为事件的“制造者”甚至“同谋”。“主政”书协十多年的沈鹏先生退职后呼吁书协应去“行政化”，足以说明当初的艺术家群团已经逐渐演变成为官僚管理的机关。而这种官僚管理是一种“无人管理”，无论古今中外或者规模范围大小，其共同的特征是：它由一整套复杂的规则、潜规则组成，个人因为隐藏其后，可以为所欲为，而受害者却找不到一个具体和实在的人与之理论。官僚管理就是一双“无形之手”。当代书法之“坛”的问题也在正于我们的这种“体制”：体制好，坏人不敢为所欲为；体制不好，好人也可能干坏事。正是因为体制，刘正成的悲剧成为必然。
自刘下台后，许多人感叹，十几年苦心经营打造的专家体制一夜之间轰然崩坍，其结果如何，现实发展已经兑现，似乎已毋庸多说。新时期中国书法事业的发展固然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刘正成本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但说到底也是他能顺天应时借助了新时期传统文化复兴巨大力量的结果。刘正成个人的功过是非历史迟早会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我无意在这里拔高渲染。我之所以单单将此话题列在首位请大家思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今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等任何一类艺术圈子都罩在同一“体制”之下，人事纠纷权势争斗自是司空见惯无法避免的，在权势淫威下指鹿为马不能算作稀奇，但仔细比较看来，其荒唐与怪诞的程度有否超出书法界之右者？根本原因何在？深层原因又何在？对待历史，问责是必要的，对于每一位当代的书法人，更需要的是“理解”和“问己”：即使没有亲身参与，自己是否也是“同谋”和“共犯”呢？历史总是要继续的，问题是如何继续。
“先文后墨”传统在当下的尴尬与无奈
刘正成带给当代书坛的第二个思考是：“先文后墨”始终应该是书法艺术传统的本质之一。倘若“先器识后文艺”这句老话依然不废，那么今天对于我们的书法认识和创作理念究竟有何价值意义，是当下亟需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其简历看得很清楚，刘正成是作家出身，他写的小说都是古代文人骚客的故事，他青少年时期心中所思所想尽在其中，文心诗情化育，胸中丘壑纵横，溢而为书为画，自在情理之中。我十分赞同叶秀山先生对书法的看法——书法就是书法家“说话”。今天的书法家们，不妨问问自己，你有“话”要说吗？你想说或说了什么“话”呢？今天理论家们喜欢讨论书法艺术的“本体”问题，窃以为“本体”既包括“说”也包括“话”，只关注“说”而不顾及或根本没有“话”，就是摆积木式的点画堆砌，就是手工制作，就是雕虫小技。这“话”当然不仅仅指作者是否书写自作诗文，而是在诗文内容的书写中有无作者情感的印记，具体说有无因你而不同的“韵”、“趣”、“味”。刘正成在《江山寻绎》作品集自序中指出：“在我们书法艺术进入炫技时代的今天，和竞相当‘誊文公’的文化消解时风中，难道‘写什么’的追问不是重中之重吗？” “我曾经警告：当书法艺术陷入形式主义泥淖中时，这门传统的精英文化将蜕变为带有时尚特征的剪窗花绣鞋底这样的民俗文化”。这个观点反映了刘正成高出同辈的深刻与清醒。傅青主尝言：“凡字画诗文皆天机浩气所发，一犯酬酢、请祝、编排、催勒，机气远矣。” 刘正成与当下书法家们的根本区别就是：他是文人书法，而多数人是艺人书法。我注意到在一些评说刘先生书法作品的文字中，说来说去总是忘不掉拐弯抹角挑剔某些局部技法的到位与否含蓄与否，这反映了当下人们看待书法的某种共性：重线条点画的质量和图示构成的别致巧妙，一句话，强调形迹的量化分析而忽略整体韵味基调的把握，更谈不上对风格与人的内在关联的探究。试想，康有为作品中线条的拖沓纠结、结体的散漫随意以及通篇的抛筋露骨火爆躁气若离开康有为其人应作何解释？刘正成积半生才情与磨难，熔铸一腔翰墨与文心，在其即将步入人生老年的时刻，写天写地终于写成他自己，我们看他笔下草书的龙蛇竞走风雨呼啸，还能分辨得出他的字和他的人吗？还有必要辨析他的笔法来路吗？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有一段人所共知的著名论断：“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意境”与“境界”，似乎是在一个层面上，其实不然。“意境”可以分为意、境、观三要素，而“境界”则主要指其作品中所反映的“真情”或“心灵境界”，是浑然一体而不可作简单分解的。作品的“意境”可以在思力安排的作品中产生，而“境界”，则必须有作者即兴当场的直接感发。余福智在其《境界说探讨之三：拈出境界二字》一文中指出：“在中华审美传统里，含蓄并不是最高层次的标准。读者更愿看到的，是作者知、情、意的全方位投入，是作者生命的质量。”书法艺术亦然，中国书法艺术其本质就是一种“诗性”艺术。我们翻看刘正成先生《江山寻绎》作品集中一幅幅充满着跌宕起伏人生体验的作品时，深深感受到在刘正成的生活里，艺术、事功、思想与其人生的苦乐体验已经融合成为一个整体，所体现的正是“作者知、情、意的全方位投入，是作者生命的质量”。说到刘先生“先文后墨”给书坛的启示，我们并不是主张书法家必须先要擅长文学写作，而是强调书法艺术的独有特质不应混淆，书法艺术之所以被熊秉明先生誉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她首先应是文化的，其次才是美术的，而绝不能相反。当年蒋维崧先生认为书法专业应设在中文系，是很有道理的。若论传统文化，首要特点就是文史哲不分。书法被美术化之后，文史哲这个传统文化基座不仅因其薄弱而动摇，甚至正在被头头是道的各项说辞冠冕堂皇地抽空。对此，刘正成不止一次地呼吁和告诫： “中国书法并非真需要‘纯艺术化’，它本身具有有待发现、强化的东方艺术精髓。‘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生活化’，这个打破艺术边界的理念不仅是当代艺术的核心，也是传统书法艺术的精髓。形式问题当然是艺术的核心问题之一，如果仅仅从形式问题去做艺术发展的思考又是不全面的。美术化的视觉观念使书法创作获得历史阶段性的进步，但美术化又可能使当代书法艺术创作生命窒息，有‘术’而无‘艺’，最终沦为书匠、画匠式的民俗艺术。”（刘正成：《中国书坛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在临沂书圣文化节——中国书法高峰论坛（2007）上的演讲，《青少年书法报》连载）“在中国的古代，和韩国一样，书法艺术是在高层知识分子圈里的文人的艺术。当它发展到一种民众艺术的时候，它最容易丧失的就是它的文化。重视文字的造型是当代中国书法的主要特点，同时，也是它的最大的弱点”（刘正成：《当代中国书法的两大危机》，中韩关于书法文化前沿问题的高峰对话，2005年8月13日汉城中国文化中心）。
然而，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正是当年刘正成主持的“二届中青展”首次打破书协定向约稿的层层限制，开了自由投稿的先河，引进竞争机制，推出书法人才。不论他当年出发点的愿望是如何良好，随着他所主持的各类大展一届一届大获成功，书法作为典型的文人艺术由此不可避免地成为“竞技”艺术并深入人心。在这一潮流下，与展览大赛之运动方式无法剥离的“视觉”、“造型”等技术主义正逐渐走向泛滥，“文人艺术”的气味越来越让位于“匠人炫技”。但此罪不能简单归于刘正成先生以及他主持的“中青展”，他曾多次清醒地批评书法“美术化”、“视觉化”甚至“商业化”对书法艺术的巨大戕害，他强调书法一旦沦为“竞技”运动，自然就会吸纳方方面面的参与者形成巨大的冲决力量狂飙突奔，“先文后墨”的书法传统遭逢尴尬是再自然不过的。今天，甚至连对此一贯保持清警的刘正成他自己的呼吁，在技术主义形式至上的喧嚣中竟也显得如此软弱无奈。
学术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事功”
刘正成带给当代书坛的第三个思考是：学术研究考据、思辨、学科建设与创作动向的关注与研究紧密结合。刘正成的学术考据之功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书法全集》编撰中，他不仅科学严谨地统筹构筑了全集108卷的卷次体例，而且亲自编撰了其中具有书法史“关纽”意义的《苏轼卷》《王铎卷》《徐渭卷》《黄道周卷》以及尚在编撰中的《孙过庭卷》《怀素卷》等，校勘，爬疏，考释，细密而严谨。全集的编撰出版意义已无需多言，正如季羡林先生当年所说：《中国书法全集》“已成为有关研究项目的必读书和引证文献。《全集》的问世可说是前无古人，虽不敢说后无来者，但它所昭示的巨大文化蕴载力必将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乃至文化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并且对艺术、美术、史学、文学、出版各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朱关田先生在刘正成作品展览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这样评说：“似乎与创作无关，其实有着很大关系的学术工作，学问修养全从中来，不可忽视。后之胜出，端赖于是。这就是二十年来孜孜以修的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全集》上迄商周，下至当代，体例庞大精当，内容丰赡先进。此一工程，一方面可谓筚路蓝缕，另一方面也可谓集其大成。尤可称述的是，调动了也整合了全国大部分书学研究的力量和成果，对青年学人亦是一种提携。刘正成于此可谓倾尽心力，艰辛卓绝，于当代书学乃至文化艺术建设的贡献是重大的”。当今海外中国书画理论研究的巨擘、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先生意味深长地为刘正成题写了四个大字“书学功臣”，并专程飞抵刘正成“江山寻绎”作品展览开幕式现场，为其颁发一百万台币的傅申书学基金会“书法学术文化奖”。中国书协成立三十年来颁发过多少奖项已难以计数，刘正成《全集》编撰如此卷轶浩繁且已无需盖棺已然定论的嘉惠书坛、泽被后人的浩大工程，却无缘获奖，今天竟由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台籍同胞自掏腰包为其颁奖，实在具有特别的讽刺意味。不仅如此，刘正成对各类与书法直接间接相关的历史遗迹与出土史料的关注与研究也颇有心得与发现，在他的研究视域，近些年的新出土遗迹与史料几乎无一放过（详见三卷本《刘正成书法文集》《悟对书艺》《英伦行色》等专著及其诸多访谈对话）。当很多人为流行书风的美丑争论不休之际，他却看到了形成流行书风的更深层原因——新出土史料的价值意义，这就从更高的学术层面上揭示出了作为一种新的书风出现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刘正成对当代书法创作与学科建设的深刻思辨，突出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专著《书法艺术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尤其第二章“论用笔与结字：书法艺术成熟的三大历史阶段”，第五章“书家与书作：行为与艺术的统一”，许多论点独到而精辟，对时下视书法艺术创作为造型、技术及制作工艺的理念及实践给予当头棒喝的同时又进行细密严谨的理论阐述。其二，为各种展览作品集和各类各届书学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所撰写的序言。他能够敏锐地从每次展览、每次理论研讨会的作品、论文中及时发现和抓住新的创作走势理论动向，进行分析引申以规避推扬，这不仅可以看出刘正成对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关注熟悉程度，也反映出他作为一名曾是书协实际主管展览与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者较高的素养与水平。其三，与各界艺术家、学者包括科学院院士、佛界高僧、日韩等国专家的对话论述。特别是他主编《中国书法》杂志期间，多次举办这样的座谈与对话，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书法艺术的研究建议，极大地促进、开拓、丰富、提升了当时相对滞后的书法学术研究现状，特别是对书法的学科建设起到了直接有力的推动作用。
刘正成学识之渊博、思辨之敏锐、创作之勤奋，了解他的人有目共睹。与当代许多专擅理论研究或书法创作的专家所不同的是，刘正成从来没有把自己囿于某一个方面而沾沾自喜，而是博通融会多方掘进。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学术研究似乎一开始就超越了其“个人事功”的层面。从历史上看，许多书画大家学养丰赡往往表现在其艺术思想的博通深邃，而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与叠加。学问之事既要知识丰厚，又能融会贯通，思想见解深刻，方见才情与水平。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里，只满足于“两脚书橱”已无多大的意义了。“历史上的思想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写下来或作出解释，但却很难真正‘深入人心’成为自己的观点。”（詹姆斯•埃尔金斯《艺术是教不出来的》北大出版社2011,2第一版）把对古代书法经典与古人书法心语的理解分析熟稔于胸，对于刘正成来说仅仅是一个前提或起点。将其“深入人心”成为自己的观点，对当代书法创作给予别具只眼的批评引领，并反哺于自己的创作，从而在创作中接通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才是他高出同辈的过人之处。正如周韶华先生所说：“由于学识渊博，中国五千年的传统经典在刘正成的艺术中保持着文脉通流的血缘关系，他同时又能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凸显出来，其书法有着很独特的生命表情。”（《书谱》总第98期）
近来，青年评论家郑志刚在他的博文里称呼刘正成为“京骚”：“刘氏所散发的‘文人滋味’才最纯正、最饱满，余力久长，骚感十足。……这个表面上含意暧昧的字眼儿，实际上对文人的‘骨力、冲动力、想象力及聚合力’都有着不低的要求。对艺术家、学者而言，‘骚’是一种正向而又多维的能力，甚者，謦欬之间，都能够领略到骚风习习。在书法创作、书法史论研究、书法编辑出版、书法活动组织策划、文艺写作等‘千岛湖式’的块面间游走的刘正成，合纵连横，冲荡折腾，有着令人惊讶的自我实现能力。在刘氏身上，既饱涨着川人的灵异与泼辣，又有入京廿余年来所浸养而出的苍浑豪迈之气。”这几句评论可以说既形象又贴切，准确到位地剖析了刘正成走向今天成功的天性与素养的根本原因。孙过庭《书谱》中为后代书家反复津津乐道的所谓“取会风骚之意”“本乎天地之心”，置诸刘正成的书学思想与创作实践，是再恰当不过的。
艺术创作的本质在于“参与命运”和“表达”
刘正成带给当代书坛的第四个思考是：不懈的求知探求与生命感悟的创作喷发。也许因为刘正成没有上过大学，没有被中国“提前兴奋”式的教育体制塑造过，他的求知探索欲望实在过于强烈。我在通读完三卷本《刘正成书法文集》（这实际是作者1985年至2001年在书协工作16年期间书论与言说的阶段性合集）之后，尽管作者自谦“芜杂”，可我还深深地被感动了，这里面不仅记载反映了他对文史哲艺术及自然科学宗教理论的博涉与思辨，还十分难得地反映了他多年自学过程中不断自我修正检讨的感人经历。如，2000年第五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评审总结时，做为评审主任的他在发言中，就作者王小玲《书法本体论》一文，特别谈到自己当年自学哲学始终没有真正搞清楚“本体”这一哲学范畴，以至于多次表述“艺术史学的本体是史料” 的错误观点，言辞恳切，令人感动。若说刘正成是当今书坛甚至当下文化界的“才子”，即是痛恨他的那些对手大概也不会反对，但是，“才子”不是一个空洞而轻松的赞誉或噱头，“才子”的背后往往是超乎寻常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和艰辛在支撑。像刘正成这样仅有中学文凭、动乱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艺术家，更是有着非同常人的曲折经历，这是不难想象的。何况再加上正值精力旺盛的15年却又耗费在机关日常事务与人事无聊纠纷里边，其中的艰难痛苦恐难以向局外人道。这里，我想引为我们思考的是，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对某种事业的执著与痴迷，究竟可以激发产生多大的能量？特别在人人感叹堕落与浮躁的当下，一个所谓的书法家应该怎样完成自己笔墨功夫之外的文化学养积淀与心性修养功课？怎样在世俗羁绊的丛林里潜心修炼并奋然前行？应该把自己的精神与灵魂安放在一个怎样的位置才能无愧于自己毕生的选择？
刘正成的成功给予我们的启发和思考，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以及奋然前行的大无畏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将其转化为自己生命的感悟，并凝聚起一股来自内心深处不断酝酿的巨大的创造力量喷发出来，含茹积蓄愈深重、愈宏阔、愈沧桑、愈浓烈，这种创造的力量就愈强大、愈久远、愈高蹈、愈壮美。刘正成的成功非常恰当而准确地诠释了艺术创作的本质规律，这也是被屈原司马迁杜甫苏轼徐渭八大用悲欢血泪所反复证明了的艺术规律和人生境界。
很多书界朋友在看了刘正成“江山寻绎”作品展览后，都赞叹其近年的书法创作又跃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依旧是意气风发神采飞扬，但平添了许多苍茫与厚重。一位艺术家在步入中老年阶段之后，能保持固有的创作高度而不退步已属不易，能依然勇猛精进者实属凤毛麟角。生活和刘正成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之后，却也“回报”了他。刘正成在其《我与书法二十年》自序中说：“生活就像一个泥坑，跳进去之前也许会有什么想法。但你跳进去之后，却是黑鸦鸦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也许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只有当你从泥坑中跳出来了，才能‘看见’‘生活’，才能有‘想法’和感觉。也才有艺术创作的成果。” （书谱总第98期）人生不过百年，幸福和磨难都是苍天赐予我们的财富与恩德，刘先生能作如是观，足见其胸怀之旷达，文心之真诚。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能在“跳进去”的同时，又能 “跳出来”，也许并不难，难的是你从中“看见”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特别是因此“表达”了什么。人类的知识,包括描述事实的知识、参与命运的知识，人生，是这两种知识交织的过程。“跳进去”、“跳出来”，就是参与命运；从中“看见”的和“想到”的就是在参与命运的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对艺术家，参与命运的知识尤为重要。
无私、童真的品格与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强大
刘正成带给当代书坛的第五个思考是：无私、宽容、童真、乐观的品格与魅力。所谓知识分子或文人书生性格的最根本特点，就是无论在人生的顺境还是逆境，始终生活在一种理想状态之中而不为世俗所干扰改变，从屈原司马迁苏东坡到徐渭傅山王国维无不如此。他们把自己心中的那份理想看得比“性命”还重要。他们权柄在握时难免“专制”“霸道”，因为他们太急切、太专注于实现心中的“理想”而又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事纠纷理解得过分简单。因此他们在理想实践“推进”的过程中，往往又是“成就”与“隐患”同在。他们若是政治家往往就是改革派，而改革派十有八九都难逃悲剧的命运结局。因为他们“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不屑或不善于利用权力制衡同僚而是用权为民谋福以实现心中的理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达济天下”。而一旦失败被权力核心“边缘化”之后，他们一般有三种选择：宁为玉碎不求瓦全以身殉国杀身成仁；遁隐山林独善其身，儒家“入世”的理想人格在痛楚之中让位于道家“出世”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愤世嫉俗放荡不羁，或诗文喧啸，或诗酒风流。 “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一般不是他们这些有着“文人”、“书生”浓重底色的曾经的“准”官僚们所能驾驭和实现的。但无论出于哪种选择，“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似乎是他们共同的难以摆脱的宿命。杀身是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最后一次向“君”展示理想的忠贞；遁隐山林与吟啸诗酒是以无奈和自残的极端方式向“君”示意理想不灭的信念。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圣贤说教与典范意义，即使在今天仍然使得那些具有深重文人传统情结的艺术家们无法摆脱如此这般的人生轨迹。是耶非耶喜耶悲耶，自是见仁见智，若细究其中的原因，根本的只有一条，他们心中的“理想”充满了太多的“使命”和“担当”。正因为如此，他们自身的“艺术家”角色在现实的“艺术家”们看来又往往做不“彻底”，甚至遭到误解和嘲笑，更加重了其悲剧色彩。在当代书坛这个不大不小的“王国”里，刘正成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我们甚至不可能再找出第二个如此典型者。他曾经十余年以并不位高权重的“副秘书长”、“杂志主编”之职在这个“王国”里“权倾朝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他以建立当代书坛专家体制全面提升书法艺术的学术品位为核心，学术、展览、批评、编辑出版（1987年曾筹建中国书法出版社因书协内部矛盾而流产）、学科建设多方位全面推进。他团结凝聚起当代书坛一批卓有才华的中青年学者、书法家、理论家，意气风发，领袖群伦，呼风唤雨，指点江山。在这样的情势下，即使没有传说中那些有关他“霸道”、“专横”的是是非非，他也无法委曲求全免遭忌恨，最终因“声高压主”、“同僚陷害”、“后院起火”一系列并无半点新意的俗套把戏被逐出这一“王国”的权力核心，并迅速被“边缘化”、“妖魔化”。说到底，他的“理想”、“使命”、“担当”都只因他本人的“书生气”太过纯粹和无私，落此下场是注定的，只不过是早晚的事。画家李世南说：“刘正成有中国文人的担当精神，有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非常可贵的。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书谱》总第98期）倘若他的“理想”、“使命”、“担当”之中多一点圆滑自私的因素或自我保护意识，甚至忙里偷闲略翻几页《厚黑学》、《曾国藩家书》等“官场必读书”，以其聪颖的天资，经营好自己的权位，不难做到化险为夷，甚至荣登“大宝”也许指日可待。但有才情激情、魄力能力的刘正成，归根到底还是一位理想主义的文人知识分子。他虽一度扮演书坛领袖的角色，实际上并不具备领袖人物的全面素质——忠于理想但缺乏为了理想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不能不说古往今来不能圆滑不能自私是做官的大忌，“书法官”本来不是“官”，但今天却越来越是 “官”了。
但“无私”却也到底是好。因为一个人彻底的无私了，就会本能地做到“宽容”和“乐观”。权利角逐中败北既是难免也便正常，但遭遇如此“声名狼藉”的撤职是超出正常一般人承受力的。许多葆有良知的书坛中人无不担心刘正成此刻能否平安度过“生死关头”，而刘的表现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办网站、出书（不仅出版若干学术专著还撰写近百万字的《下岗日记》《我与书法二十年》等珍贵史料）、四处讲学、举办论坛对话尤其创办难免与中国书协分庭抗礼之嫌的国际书法家协会，他如此不知进退不识时务的折腾，使得许多的同情慢慢变成了不解甚至嘲笑。笔者就曾许久这样不解，若换了我，从此要努力克制自己绝口不谈不听当代书坛之事甚至少接触最好不接触书坛之人，只全力以赴做两件事：编好《全集》，搞好创作。今天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忽然感到了自己的狭隘，也理解了刘正成先生的可贵。圣哲有言“无私无畏”、“勇者不惧”、“狂者进取”，对于一位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且年届六旬的老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勇者”、“不世故”、“乐观”更可贵呢？在道德沦丧斯文扫地的当下，朋友反水、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实在屡见不鲜见怪不怪，对于昔日门庭若市今日门可罗雀的刘正成来说，其感受应该是锥心刺骨的。曹宝麟先生在“江山寻绎”作品展览座谈会上掷地有声：“圈子里许多昔日松竹草堂的座上客在刘先生下台后唯恐避之不及令人齿寒”；就连“圈外人”演艺界的张铁林都不止一次地说“许多书法家是对不起刘先生的”。然而刘先生本人似乎并不在意，无论当面冷落还是背后插刀者，一旦相逢，依然谈笑如初满脸阳光不存丝毫芥蒂。这种近乎无原则的宽容和几近童心憨傻的天真，若非出自本性与本心，故作姿态地伪装是装不来的。他的这种天真还表现在身处体制核心的人物登门拜望之后，他一方面真诚地向人家表示感谢，一方面却又激烈抨击体制的种种弊端，因为在他看来“体制”与执掌体制的“人”似乎是完全可以“分开”的，这种天真是多么的纯粹无邪啊！身处“江湖之远”的他，痴心不改地“忧”着他的“君”，此“君”既非体制亦非掌管体制之人，而是他自我添加了过多“使命”和“担当”的书法“理想”与书法“事功”。由此也可以推知，他所得罪的许多人属于不知不觉情形的大概不会是少数。自他倒霉后，我曾有幸多次听他演讲谈话，他总是给人这样十分强烈的印象与感觉：宽容、童真、阳光、乐观，这实在是他的人格魅力之所在，也正是他内心世界如此强大的那股浩然之气的自然展露。
笔者之所以特别列出这一点作为“刘正成带给当代书坛的思考”之一，是想藉此重新思考一下“传统”、“人格”、“修养”之类的老话题。不时地听到社会各界“书法圈里特别虚伪”之类的指责，细细思量，深感批评者切中要害。“传统”“人格”“修养”之类的口号，眼下就数书法圈里喊得最响，然而面对刘正成这面“镜子”，却让很多人无可回避地照见了自己的“虚伪”和“猥琐”。李泽厚曾经把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概括为天人合一、君轻民贵和孔颜人格。前两者不提，孔颜人格是什么呢，就是修齐治平建功立业，“修”是基础，修好了是什么样子呢？屈原、司马迁、杜甫、颜真卿、苏东坡、傅山、高二适等等就是。还包括大部分如同钱钟书说的裹了小脚放开也不彻底的、总带出小脚样子来的，古代文人骚客十之八九皆是。其共同特点是：特别在乎脸面和良知，在“势利”面前“不能屈”、“不能淫”，人可以有错但不可以无耻。若是一方面不顾廉耻地为争“官位”不惜大打出手，甚至不惜靠泼脏水打棍子等等下流手段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一方面又高调标榜“传统”“人格”“修养”之类的虚伪口号，无异于流氓嘴脸，实在没劲。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似乎已经有了这样的一种预感：若干年之后，等刘正成先生不能发言驳辩的时候，那些对他背后插刀、落井下石的“朋友”们一定会蜂拥过来，对人们炫耀说，我与他是多年亲密相知的朋友、是艺术知音云云。呜呼！二十多年前就写过诸如苏东坡庄周《地狱变相图》等历史人物小说的刘正成，竟然亲身体会到了人心之虚伪无耻的古今不二。
以上所论并非对刘正成学术与创作成就的客观而全面的评述，甚至不能称其为关于刘正成的个案研究。因此，行文间不欲摆脱作者自己的情绪甚至“偏见”。我对于刘正成先生的了解也许还有着很大的局限，但我不能掩饰自己内心里对不惜飞蛾扑火仍在坚守书法事业理想的刘正成先生的那份尊重与敬佩。“蜀岭已看春雨歇，燕山犹待白云归”（2011，刘正成于杜甫草堂书自作联），已经步入老年的刘正成先生，即将迎来人生与艺术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当代书坛有幸，此后的将来他还会奉献出怎样的惊奇与振奋，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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