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得风流——庆国庆·浙江书法六十年述略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从经济、政治与科技，还是从文化、艺术来说，浙江都是一个重地。一个区域的文明与文化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在浙江七千年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多元创新、精致和谐的文化精神是促成浙江成为“中心”的根本基因。从文化地理学的视域，区域对于文化艺术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浙江区域长期以来独特而深厚的文化积淀，直接地造成了这一区域相对稳定有序的书法传承脉络与书法风格特征，同时也孕育出一大批引领书坛的书法大家，他们创造了经典、丰富了艺术成果。可以说浙江书法数千年的繁荣与中心地位是浙江区域文化传统与精神的必然产物。
如果说浙江区域的文化传统与精神是影响浙江书法进程的核心基因的话，那么基因所衍生出来的众多书家，以及兰亭、西泠印社、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等组织机构，促成了浙江书法六十年繁荣发展的基本动因与载体。他们所形成的合力，建构了六十年来的浙江书法良性发展的互动格局与生态模式。可以说深厚的文化基因、强大的组织载体与专业的人才力量共同塑造了浙江书法六十年繁荣发展。
一、基因：浙江文化与浙江书法六十年的发展理路
钱穆先生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称“文物之邦”。从上山文明到河姆渡、良渚文化，从越国鸟虫书、青铜文化到宋元的刻帖，从明清浙东的藏书楼到西泠印社……浙江文化一度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与风向标。因之，可以说是浙江文化孕育了浙江书法，文化性、地域性构成了浙江书法的主线。自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兰亭雅集以来，浙江历代书法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书法篇章，流觞曲水余韵不绝，书法大家代不乏人，从东晋二王到隋朝智永，从初唐四家虞世南、褚遂良到南宋陆游、张即之，从元代赵孟頫、杨维桢到明代徐渭、倪元璐、清朝赵之谦、沈曾植，可谓群星璀璨，各领风骚。他们身上体现着一种文化精神，标志着一个个时代书法发展的高度。
浙江文化是多元创新的文化，学术底蕴深厚，有“永嘉学派”、“阳明学派”、“浙东学派”、“秀水学派”等众多享誉全国的学派，也涌现出了叶适、陈亮、宋濂、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章学诚、俞樾、章太炎、王国维等学术前贤，他们身上特有的气质，从不同的方面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创新的特点。他们既通经致用，又都敢于创造，开风气之先，引领潮流。从当代书法形态史的视角来看，浙江的书法家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于书法艺术的多元创新的探索。
浙江文化又是精致和谐的文化。江南地域所特有的崇尚精致和谐的精神，历数千年而不失，不仅体现在千余年历史积累而成的浙江文化建设中，更体现在多数浙江人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中，这种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精致和谐，是浙江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在浙江整体书风上体现明显。创新而多元、精致而又和谐、思想而学术的文化传统对当代浙江书法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的浙江书坛始终秉承着这一理念，薪火相传，这也是浙江书法界最值得骄傲的精神传统。
依此脉络，不难发现浙江书法六十年发展的主线。自清代以来，书坛尤其是浙江书坛，一直贯穿着两种书风：雄浑与清雅。雄浑者以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清雅者以朱彝尊、沈曾植为代表。至晚清，书学合一，形成潮流，书家无不以饱学为标志，根植国学，拓广书意。这是浙江书法在清季乃至民国引领潮流的核心因素。加之西泠四君子创办印社于孤山，建立起金石印学高地，引中外篆刻家顶礼膜拜。试观浙江书法六十年来的大家，无不都是晚清走过来的杰出者，直接雄浑与清雅两股风气。雄浑有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清雅者有沈尹默、马一浮、李叔同。正是这些巨匠，带领浙江书法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
二、载体：浙江书法六十年的发展平台
浙江书法六十年，从辉煌走向辉煌，固然离不开历史的陶染与滋乳，但更需要时代的载体与动力。高等教育的先导，书法社团的助推，书法组织的引领，成为浙江书法六十年的发展动因。
1、浙江书法高等教育的先导
回溯浙江书法六十年，浙江的高等书法教育影响了浙江书法乃至中国书法的进程。1962年,在著名美术教育家、原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先生的呼吁之下，文化部决定在全国美术院校中国画系开设书法篆刻课程，并由浙江美术学院试办书法篆刻专业。潘天寿院长亲自挂帅，成立了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沙孟海、朱家济、刘江等参加的七人小组，后来又调章祖安先生参加，开始筹备工作，于1963年夏天开始招收书法篆刻专业学生，后来又成立了书法刻印科。浙江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书法教育由传统师徒授受式向高等教育的专业化道路的转型，喻示着中国书法的专业时代的到来。1979年，恢复高校本科招生以后的第三年，浙江美术学院组成由陆维钊任组长，沙孟海、诸乐三、刘江、章祖安为成员的教学班子，向全国招收首届书法篆刻专业硕士研究生。这标志着书法学与其它学科一样，有了自己的专业化高端人才。诚然，中国美院不仅为全国培养了大批书法专业人才，而且，其教学方法、创作理念、审美价值取向等，都直接影响着浙江书法的发展走向，为浙江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专业摇蓝。
2、浙江民间书法社团的助推
如果说中国美院是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的话，那么有“天下第一社”之誉的西泠印社则建构起了全国印学研究中心。在一个世纪以前，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吴石潜四位篆刻青年，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创立了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的西泠印社，由此揭开了百年来印学研究、创作与传播的崭新篇章。此后二十余年，西泠印社迅速发展，声望日隆，逐步确立了海内金石书画重镇的地位，促成了世界汉字文化圈内篆刻创作与研究的产生、发展和繁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西泠印社活动基本停止。1957年，为推动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金石书画传统艺术的弘扬，开始了西泠印社的恢复工作，成立了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1963年，印社召开60周年纪念大会,选举张宗祥先生为第三任社长，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二届历代金石书画作品展。改革开放以后西泠印社在第四、五、六任社长沙孟海、赵朴初、启功诸先生的带领下，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1979年，西泠印社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为正式出版单位。1999年，由西泠印社筹建的中国印学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西泠印社形成了以社团为基础，兼具学术、创作、出版、展览、收藏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型艺术社团。
西泠印社创立的最本质意义在于把印学功能的最大化，它在浙江书法六十年中的作用也正在于此。浙江书法六十年来，西泠印社在典藏与保存传统印学，展示与传播印学成果，推动印学创作与研究，汇聚海内外印人，促进各种风格篆刻流派之间的共同发展，扩大浙江艺术和学术交流，树立浙江书坛、印坛的开放性和国际化形象以及促进书印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浙江社团史的视角来看，浙江区域有着良好的文人雅集传统，从兰亭雅集到西泠印社，显示出浙江书法人的团结精神与文人情怀。目前，浙江各区域的民间书法社团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迎来了最佳整合与发展期，各地市都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的民间书法社团，诸如丽水的龙渊印社、绍兴的兰亭书会等等。浙江民间书法社团不仅是当下民间书法群落艺术生态的一个缩影，而且整合了各区域的书法力量，是促成浙江书法六十年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载体。
3、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的引领
于1982年成立的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使浙江书法终于有了自己的领队。浙江省书协在实际工作中，确立了以创作为龙头，以展览、评论为导向，以“双精（精品、精英）工程”为目标的工作指导方针和“重学养、重品格、重基础、重个性”的人才培养原则。在三任书协主席沙孟海、郭仲选、朱关田的带领下，坚持开放多元、大书坛、大包容的工作思路，提倡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的风气与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风度，促进了当今群星灿烂、生动活泼局面的形成。20多年来，不包括浙江所承包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全国性展览以及拥有百年历史的世界印学中心的西泠印社所举办的全国和国际性展览，仅由浙江自己主办的品牌性大展：“沙孟海奖”全浙书法大展至今已成功地举办了六届，“陆维钊奖”全浙中青年书法大展也连续举办了四届。此外，还有省篆刻展、省妇女书法展等常规性书法展览，同时还组织了一些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专题性和探索性展览。浙江书法六十年的成就，离不开省书协的正确引领，也离不开各地市书协积极响应与配合。各地市书协成为引领各地市书法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是浙江书法六十年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书协注重书法活动内容的更新与开拓，借助具有浙江优势的载体，建立浙江特色的书法品牌，诸如每年举行的“兰亭书法艺术节”就是一个浙江书协与地市部门合作的品牌案例。“兰亭书法艺术节”从1985年2月28日开办以来，至今已开办24届，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书法品牌项目。一方面抓展览活动，促进创作的繁荣；一方面抓理论，坚持不懈地推进学术研究。浙江省书协在形成、推动和发展浙江书法的学术风气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1985年浙江就开始举办省书学研讨会，并坚持每年一届，至今已举办了24届书学研讨会，有近千篇论文参加了研讨。浙江省书协这一将每年召开学术研讨会制度化的做法，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三、力量：浙江书法六十年的书家群体
在浙江书法界，“书家集群”现象特别突出。在晚清诸家中，对浙江书法六十年有至深至远影响者当属沈曾植与吴昌硕，以他们为中心的书法家集群被称为“沈派”与“吴派”。沈曾植以“博物君子”之器识，影响了一大批书家。吴昌硕作为近世书坛盟主，影响了潘天寿、沙孟海、诸乐三以及无数浙江书法家。与吴昌硕同时的鄞县赵叔孺与杭县王福庵，以严整清俊为海上书坛旗帜，也影响了很大一批后来者，尤其是篆刻家，如方介堪、沙孟海、张鲁盦、韩登安等，亦是浙江近代书法代表元素之一。此外，近代浙江画家群体中书法成就特别突出，以黄宾虹、丰子恺、潘天寿、来楚生、陆俨少、余任天、陆抑非等为代表。纵观浙江书法群落，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饱读诗书，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是六十年中国美术史乃至学术史、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以他们为主线建筑的浙江书法六十年，必然是有深度的、学术的与思想的。
“书家集群”之一：国学大师型。这是学者大师们不以书法为主业，他们的主要成就在学术上，却对浙江乃至全国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浙江书法六十年中以国学泰斗马一浮、古籍校勘学大师张宗祥为代表。马一浮（1883-1967）曾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马一浮的书法可以算是浙江书法的一个代表，同时是儒学大师，又是书法大师。他对浙江近代学术的影响也一并影响到书法。张宗祥（1882-1965）一生主要从事文教，图书事业，学识渊博。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浙江图书馆馆长，第三任西泠印社社长。生平抄书成癖，一生抄校9千余卷，前无古人。在浙江书法六十年，此类书法家还有著名教育家、学者马叙伦（1885-1970）与马公愚（1890-1968），一代词宗夏承焘（1900-1986）、著名先秦学者王驾吾（1900—1982）、古代文学史家胡士莹(1901—1979)等等。
“书家集群”之二：美术大家型。这一群体以黄宾虹、潘天寿、诸乐三为代表。黄宾虹（1864-1955）出生在浙江金华，作为近现代最杰出的画家之一，他在绘画上的成就自不必说，而拙厚古拗、老气横生的书法也影响了一批人。潘天寿（1898-1971）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并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四大家”，生前历任国立艺专教授、校长，浙江美术学院教授、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等职。他提议并参与创建了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史上的第一个书法专业，是浙江书法六十年的开创性人物。诸乐三（1902-1984）参与筹建美院书法篆刻专业，率先培养了我国第一代研究生，不仅为浙江美院中国画系的重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浙江书法的发展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此类书法家还有丰子恺（1898-1975）、陆俨少（1909-1993）、陆抑非（1908-1997）等等。
“书家集群”之三：书法大师型。这一群体以沈尹默、陆维钊、沙孟海为代表。沈尹默（1883-1971）是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书法家之一。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沈尹默后期的书法影响虽然在上海，成为海派书法的奠基人，但其帖学思想与实践对于浙江书法六十年来发展有着深层的影响。陆维钊(1899-1980)作为我国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奠基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和诗人。1963年，出任浙江美院书法篆刻科主任，首创书法篆刻科，填补我国艺术教育的一个空白。他独创的“陆维钊体”，在书法界独树一帜，蜚声海内外。沙孟海（1900-1992）是中国当代书坛巨擘，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之一，是引领浙江书法六十年的关键性人物，同时也是浙江书法六十年以来唯一一位曾执掌浙江省书协、西泠印社等重要书法社团与机构的重量级人物。一生中他培养了一大批浙江书坛的中坚力量。他的“雄强”书风以及书法篆刻理论对浙江书法的发展也产生深刻的影响。此类书家还有徐生翁（1875-1964）是绍兴区域的代表书家，其书从碑版中蜕化而来，稚拙质朴、天真烂漫，是为近代浙江书坛“怪杰”之代表人物。
“书家集群”之四：篆刻大家型。以方介堪、韩登安、余任天为代表。方介堪(1901—1987)毕生从事艺术创作，擅长金石，先后治印2万余方，郭沫若评其印章“炉火纯青”，堪称篆刻大师。韩登安(1905—1976)就学于篆刻家王福庵门下，其篆隶书法和治印较著名。对于西泠印社、龙渊印社的发展多有贡献。余任天（1908-1984）是一位诗书画印都有很高造诣的全能型的书法篆刻家，是浙江当代一位具有美术史意义的书法家，因为他个人的亲和力，在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书法青年。另外还有长期定居上海，对上海篆刻有重要影响的张鲁盦(1901-1962)、来楚生（1903—1975）、陈巨来(1905－1984)等篆刻家。
“书家集群”现象不是浙江书法六十年的特例，而是浙江书画艺术史的普遍现象，浙江“集群”，在中国书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与浙江区域的人文历史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与浙江区域的文脉传承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也有着直接的联系。
可以说浙江书法六十年是大师辈出的六十年，是书法艺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六十年，也是书法事业繁荣发展的六十年。回溯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预知与激励，我们更期待接下来的浙江书法六十年。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书法艺术，营造良好的书法生态环境，促进书法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我们这一代书法家与书法工作者的历史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