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王铎书法《鹤林甘露轴》、《游沐涧寺》
行书《鹤林甘露轴》的创作年代
曾有朋友发来电子邮件，要我就王铎行书《鹤林甘露轴》的创作年代谈谈看法。这是一件我熟悉的王铎作品，当年曾为之写过一篇短文，但是出现了一点错误，值此机会正好作点说明并加以改正。
《鹤林甘露轴》，我第一次见到是在2006年，但因为见识狭隘，解读时误将此轴理解为王铎录写自己的一通信札作成的书法作品。图录出来后，我的朋友、台湾学者吴国豪先生来电告知，此轴所书不是王铎自己的信札，而是临写米芾的《鹤林甘露帖》，荣宝斋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第38卷收录了这件作品。我找来《中国书法全集》第38卷比较，发现卷中收录的这件在清代康乾时期曾是大收藏家安仪周的藏品、并被安氏著录在他的《墨林汇观》中(见《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P331)的《鹤林甘露帖》，是被编者判为米芾伪作列入卷中作备忘的。经过比对还发现，王铎的《鹤林甘露轴》与“米芾”的《鹤林甘露帖》在内容上也有出入，而《鹤林甘露轴》无论从结字用笔还是所用的板绫来看，都是一幅一目了然的王铎真迹，这说明王铎当年所临并非此帖而是另有所本。王铎书法宗二王，尤其钟爱王献之，他学王献之选择的途径就是由米芾一路上溯，他是吃透了米芾的一代书法大家。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判断，王铎的《鹤林甘露轴》当年所临正是米芾《鹤林甘露帖》的真迹。感谢吴国豪先生，使我增益了知识。
这是题外话，现在我们来谈《鹤林甘露轴》的创作年代问题。
《鹤林甘露轴》，绫本，立轴，纵167厘米，横50.5厘米。通轴书法结字严谨，使转自如，虽为临帖之作，字里行间透着一股从容的态势，貌貌然有才子气。但是未落年款，署名之后，钤名章和“大学士章”。
其实，王铎将《鹤林甘露轴》的创作年代包含在“大学士章”里了。
众所周知，王铎出身贫寒，自从天启二年（1622）以殿试三甲第58名赐同进士出身后步入仕途，屡屡升迁。而对于每一次重要升迁，他都会刻一方章，钤于此后创作的作品上。王铎看重名分，个性如其书法一样张扬，尽管生逢乱世，一生中有许多时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但他依然这样，不刻意掩饰自己。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仕清以前的作品上。
比如钤“少宗伯印”。“宗伯”自古就是官名，为六卿之一，“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其职掌自先秦的周朝一直到汉、晋、南北朝都与后来的礼部尚书相同，所以礼部尚书也称作宗伯或大宗伯，礼部侍郎则称为少宗伯。王铎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二十六日出任崇祯朝礼部右侍郎，不久他就刻了“少宗伯印”并频频钤于他的作品上。但是从崇祯十三年（1640）的秋天开始，不见他在作品上钤“少宗伯印”了，因为，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他受命出任南京礼部尚书，也就是说他由“少宗伯”变成“大宗伯”了，怎么还会钤“少宗伯印”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见他钤“大宗伯印”的作品是从崇祯十三年秋天以后开始的原因。
那么，《鹤林甘露轴》作于什么时候呢？
纵观王铎一生，共两次被授予大学士衔，都是南明弘光朝授予的，这是因为1644年5月，王铎对当时的福王后来成了南明弘光皇帝的朱由崧有救助之恩。第一次于崇祯十七年（1644，弘光元年）五月三日，授东阁大学士；第二次于同年八月六日，授文渊阁大学士，两次相隔仅仅三个月。授文渊阁大学士时，他还被加太子少保衔、授户部尚书职，于是他先刻“大学士章”，再刻“文渊阁大学士”等章。然而仅仅过了十个月，随着朱由崧被执至杀，南明弘光朝就被推翻了，王铎刚刚得到的两个大学士身份旋即成为历史。而在清顺治朝，虽然他曾于顺治八年(1651)七月二十四日己亥(公历9月8日)因“内院缺员”经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的提请，王铎与陈名夏、陈之遴、高尔俨、孙承泽、胡世安一起作为大学士人选获得提名禀报顺治皇帝，但是名额只有一个，顺治皇帝的裁旨是：“著陈名夏以太子太保补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王铎等五人则维持原职衔，之后不到五个月他就因病去世了，所以，王铎并没有在清顺治朝获得过大学士衔。因此，王铎作品中凡钤“大学士章”或“文渊阁大学士”章的，都是作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到清顺治二年（1645，弘光二年）五月这一年时间内。入清以后，他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钤“宫保学士”印，因为王铎仕清后于顺治三年(1646)被清廷“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事”，顺治六年(1649)岁末又以恩诏被加太子太保衔，但是不可以他也不敢在自己的作品中钤“大学士章”或“文渊阁大学士”章，因为那样即使不被视作眷恋前朝，也会被认为是对顺治帝“著陈名夏以太子太保补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圣旨的违逆，那是犯大忌的。所以，行书《鹤林甘露轴》的书写时间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至清顺治二年(1645)即南明弘光元年至弘光二年之间。
从“游沐涧寺”钤印看王铎晚年心态
《游沐涧寺》作于清顺治丁亥年，时年王铎56岁。绫本，纵256厘米，横53厘米，行书王铎自作五言诗一首，名章以外另钤一方王铎的闲章“烟潭渔叟”。顺治丁亥即1647年，这是王铎仕清后的第二年，其时他以弘文院学士充殿试读卷官。王铎是前朝礼部尚书，出任殿试读卷官也算合适，一肚子的学问连同满腹牢骚在吟诗作书之外又多了一个倾泻的地方。可惜不是常设职事，读卷完毕，他又闲了。
他回到了老家河南孟津，在乡人的陪伴下游览了邻县沁阳沐涧山上的沐涧寺。走在山坞小道上，耳边不时传来樵者隐隐约约的说话声，令王铎感到亲切，内心唤起的愉悦让他暂时忘却了索居紫禁城里所遭受的满人猜忌、汉人嗤鼻。孟津是他人生的起点，30岁那年（1621，天启元年）他在开封府乡试中试后离开孟津，心气与才智都极高的他却生不逢时，其人生列车从此就像驶上了一条挖掘不止的公路而全程颠簸，最终因为没有死于晚明乱世且无奈地仕于清廷而染污一生。对仕清一事，他自有委屈无数，但在那个时候与谁去说？钱谦益在王铎的《墓志铭》中说他“既入北廷，颓然自放”，“居常垢衣跣足，不浣不饰……”是对他当时状态的真实写照。精神的压抑改变了他的心态，痛苦淡泊了他的心境，所以仕清七年，官品虽有升迁，他却无意为政，所作所为无非书法和吟诗两件事，一生中诸多传世作品却出于这一时期。
《游沐涧寺》即为其中之一。其实，游览沐涧山在其一生游历中不过平常一游而已，换作别人或许壁涂“到此一游”就算遣兴了，然而王铎却被樵夫的乡音拨动情弦，从内心深处打动了他。这位书生气十足的书法家悟性不在政治而在艺术，由此可见一斑。诗为纪游，朴实无华，书法也不作刻意追求，亦行亦草，任意挥洒，行笔间浓淡枯涩乃至涨墨并施，呈现的是一种淡泊心态。而最能反映他淡泊心态的是那一方“烟潭渔叟”印章。
王铎，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则有“嵩樵”、“十樵”等十余个，“烟潭渔叟”是他晚年常用的号。以目前所见，至晚在47岁的时候他就开始钤“烟潭渔叟”印了。47岁就把自己看作是老年人对今天的人来说难以理解，但在古人却是常见的事，而在古代文人中尤不足为奇，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言，“老夫”那年多老？40岁！但是王铎47岁钤“烟潭渔叟”印并不完全是平常心态，多少有点士大夫式的矫情。虽然我们今天无法确知王铎以“烟潭渔叟”四个字作自己闲章的出处和用意，但是品味起来那个“渔”字应该是关键。我们知道，王铎并没有“业渔”的经历，所以“渔叟”不是实指而是况比，其用意与柳宗元那首著名的《渔翁》诗大约相仿佛，有一种淡泊名利、逍遁人世的无奈意味。但是四五十岁时钤这方印与后来晚年钤这方印在用意上是不一样的。前文已经叙及，47岁前后他曾几度升迁，每一次升迁他都会刻一方印，如“少宗伯印”、“大宗伯印”、“大学士章”等等，那个时候他还看重名分，因为那时是“大明”，是“国朝”，他是堂堂正正的“国朝大员”，有一种骄傲在心里。但是降清仕清之后一切都变了，虽然他仍然被清廷委以高官，但毕竟是“仕清”，底气到底不一样了，他知道变节对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名誉来说意味着什么。加之满人的猜忌、汉人的嗤鼻，使他彻悟如大病初愈，看什么都平淡了。这时候钤“烟潭渔叟”印，就不是发矫情，而是钤出了真实心态，况且，他已确为“叟人”。所以，这方印晚年他用得最多，一直用到老去。
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了王铎内心的痛楚，看到了蒙在淡泊外表上那一层浅浅的惨淡色彩。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意识到心里的痛楚不会因为他生命的终结而终结，所以死前遗命亲人“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以致在他身后几百年里人们只知道王铎死于何时，却不知道他葬于何处，这样的归宿为后世留下种种猜测，论家也多有说法，我们且搁置不谈。世上没有不朽的肉身，对于王铎这样的大艺术家来说，归于无踪，即归于大有，有作品传世就什么都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