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写字的书法家”
我在《王羲之死于何疾》一文中，谈到王羲之的许多信件，都是随意挥洒，但由于功底的深厚，那布局和笔势，不事雕饰，浑然天成。只可惜这些书函，有不少是陈述他的病情，读之使人徒增伤感。
王羲之的这些信件，都是极好的书法，被后人称为法书、法帖，宋太宗还将其收入丛帖《淳化阁帖》。王羲之很少刻意作书，据说除《乐毅论》是他亲书于石以外，其他都是纸素所传，而其中书信占了相当的比重。不像现在有些人所认为的，只有经过精雕细琢然后参赛参展获奖拿名次才算书法作品。其实，这种随意挥写的书信、文稿，往往正是书家真正的功底所在。最近玩赏宋蔡襄的书法，就觉得他的字轻松自然，但其笔势和布置，于自然中显现清丽典雅，深不可测，越看越耐看，令人不忍释手。
古人说：馆阁中挂的楷书，笔笔沾实，不能说不精致、不华丽，但要寻找书法的绝妙之处，则到死也没有一笔。这说明刻意为之，精心打造，只顾弄巧，失去个性，反而显得做作。这种摆设之作，与纸花无异。王羲之、蔡襄之字，由于纸素流传，留存很少，大都已经毁于兵燹虫啮，徒付岁月。他们写字，没那么多讲究，随意挥洒，并不刻意于“章法”，却精妙绝伦，令人叹服。
真正的书法家，从不以“家”、“圣”自居，也很少把自己的字看得如何如何“值钱”。王羲之很少以墨宝赠人，唯《黄庭经》一幅，据说还是道士花几只鹅换来的，因为王羲之喜欢鹅，他从鹅的各种姿态，悟出写字的运笔之法。道士也是投其所好，才搞来这幅墨宝，所以《黄庭经》又叫“换鹅帖”。
而《乐毅论》，魏夏侯玄作，王羲之书写于石，刊刻存世，流传至今，摹本很多，最好的要数止海本。全文44行，600字，是王羲之正书第一，运笔精妙，“备尽楷则”（褚遂良），是他唯一亲书于石的字。
刻石之作，魏晋盛行，王羲之就只写了这么一次，可见他的“低调”，并不以自己的字去张扬。而到宋朝，书坛的风转向了诗文尺牍，刻石已经式微，被认为是匠人所干的活计，为士大夫所不屑。
“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宋仁宗非常喜爱蔡襄的字，有一篇《温成皇后碑》文，仁宗下敕要蔡襄书写付刻，蔡襄不干，“君谟辞不肯书，曰：‘此待诏职也，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宋史·蔡襄传》）他拒绝了这个“敕命”。他认为读书人写字，完全是自己的兴趣，哪能像书匠一样劳作不息？他对写字颇自惜重，不轻为书，所以他写的书信诗稿，哪怕是断章残稿，人们都藏以为宝。他写的《茶录》，被后人刻成石碑，他要是知道，只怕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有位老教授告诫子女，切切不可做“写字的书法家”。何谓“写字的书法家”？题匾额，赠墨宝，办书展，刻石碑……可谓役役矣，而观其平日书翰，则与涂鸦无异。虽然高登馆阁，精雕细琢，精心装裱，纸张考究，款识完备，甚至布局奇巧，运笔玄妙，气势磅薄，但到底不是书家风范。有鉴于此，不如效法前贤，以写字为自游息也，多以毛笔字为娱，多观古帖，得其运笔转折之妙，“了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如王羲之说的“斯能通肝腑，落笔自通玄”，则可望登堂入室，写出一笔书法家的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