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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的马叙伦及沈尹默:书法家的暗战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时代周报·文化周刊 发布者: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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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周报11月19日报道:

        本报9月21日发表的张耀杰先生《马叙伦与沈尹默:书法家的暗战》一文受到了陆灏先生的关注,他给编辑部发来了就文章内容进行商榷的邮件,我们转发给了张耀杰先生,很快也收到了回信。经过他们的同意,我们将两封信发表于本版,请读者一起分享学术交流的乐趣。

        陆灏致张耀杰信

张耀杰先生:

        常读先生大作,受益匪浅。今在广东时代周报(9月21日)上拜读大作《马叙伦与沈尹默:书法家的暗战》,由马沈的经历看书法家的政治遭遇,极具启发。但有一点疑问,向先生请教。

        文中引马叙的话说:“尹默于书,正清代所谓三考出身……余则若清之大科耳。”先生解释“大科”为:“在殿试中由皇帝钦点的状元。”不知道先生的这一解释有何出处。据我读书的印象,大科指的是三年会试之外特设的“博学鸿词科”,不管是否做官,只要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经定级别以上官员的推荐,都可以参加的考试。

        从马叙伦的文意看,似也如此。他认为沈尹默是经过三考,即于右任所谓科班出身,而自己没有经过三考,是被特别甄选出来的优秀人才。如果像先生解释的,大科是指钦点状元,而状元也是经过三考的,似乎就解释不通。

        再者,马叙伦也不至于如此狂妄,自封钦点状元吧?(又,于右任是“自比于客串”,而不是马将于的书法“认定为业余客串”。)

        文中两次提到王福厂,均写作王福广,想是手民误植。“厂”即“庵”,似不能排为“广”。

        本人读书不多,见识尤浅,拜读大作,偶有献疑,盼先生不吝赐教。

        即颂

        文安!

陆灏
2009.10.2

        张耀杰答陆灏信

        陆灏先生:

        此前一再听到北京的一些师长谈到您和您负责编辑的《万象》。上海的程巢父先生也曾经专门通知我,说是您在上海又新办了一个书评方面的报纸专刊。我自己一直想与您建立联络,可惜迄今没有如愿。时代周报前几天转来您的赐教信件,对我来说实在是意外惊喜。只是看到来信的落款时间竟然是半个月前,心中又难免有些抱歉。

        我发表在时代周报(9月21日)的 《马叙伦与沈尹默:书法家的暗战》一文,投稿时的标题为《60年前的马叙伦及沈尹默》。当时我也专门通过网络搜索了马叙伦所谓的“清之大科”,可惜没有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无奈之下只好根据马叙伦原文的语境,给出了 “也就是在殿试中由皇帝钦点的状元”的判断。读到您的来信,我重新搜索了网络中的相关信息,虽然没有找到“大科指的是三年会试之外特设的‘博学鸿词科’” 的表述,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您的印象和理解更加准确一些。

        由于清代的博学鸿词科是在皇帝亲自主持下进行考试的,而且只是根据需要在康乾时代不定期地举行过三次,录取的名额也要比科举考试少得多,其文化含金量及身份含金量显然要比一般的科举考试要高一些。所谓的“大科”之“大”,也许就是由此而来的。要不然,自以为比沈尹默更加高明的马叙伦,是不会以“清之大科”来自许的。马叙伦所谓“尹默于书,正清代所谓三考出身。于右任尝比之为梨园之科班,而自比于客串,亦非轻之也。余则若清之大科耳。”所要区别的恰好是书法创作中等级分明的三种境界或三种品位:马叙伦自己是不拘一格、出神入化的最高境界。沈尹默是循规蹈矩的专业级水准。于右任是还没有达到专业水准的业余客串。马叙伦转述于右任的“自比于客串”,也正是为了认定和区分他自己心目中的三种境界或三种品位。

        马叙伦是北大教授中专门研究和提倡所谓的国学与国粹的一个旧派学者,在这一类学者的心目中,书法创作与诗歌创作一样,是按照一代不如一代的逆反规律逐步演变的。他在《石屋馀瀋》的另一篇短文《余书似唐人写经》中故作谦虚地自我表扬说:“见余书者皆谓似唐人写经,其实得其法耳。余固未尝临唐人写经,且以其为彼时院体,并非上乘,未尝贵之也。”而在《沈尹默书》一文,他给予沈尹默的最高评价也只是相当于不能够与乃父米芾(海岳)相提并论的宋代书法家米虎儿即米友仁:“海岳直欲凌唐入晋,而虎儿局促唐人辕下,仍是宋人面目。且骨气不清,则子不能得之于父,殆天也。尹默此书面目极似,而于虎儿终须以兄事之,盖笔中犹若夹杂也。余以为尹默他日即以此跨虎儿而上之。若去此便反落虎儿局中,不得出矣。”

        马叙伦把自己比作唐代的二流书法家,同时把沈尹默比作宋代的二流书法家,其目的依然是要通过对沈尹默的贬低来抬高自己在当时的最高身价。您信中所说的“马叙伦也不至于如此狂妄,自封钦点状元吧?”假如改正为“自封钦点大科”,应该说是毋庸讳言的。

        至于您信中所说“文中两次提到王福厂,均写作王福广,想是手民误植”,我同样倾向于认为您是正确的。那个时代有许多人喜欢采用“厂”即“庵”作为名号,譬如北大教授单不厂;洪深的父亲洪述祖在参与谋杀宋教仁之后,也一度化名为张皎厂。只是我手里没有1949年由建文书店出版的 《石屋续瀋》的原版书,只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马叙伦著、张继红点校的新版本。该书第230页确实写的是《王福广沈尹默书优劣》,如此以讹传讹,实在是罪莫大焉。

        关于上海方面的名人逸事,您当然是大方之家。我个人衷心感谢您的不吝赐教,同时也对于自己文章中的错谬之处向您表示真诚的歉意。

张耀杰
200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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