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希堂国宝经历的颠沛流离经历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王献之《中秋帖》
1928年6月3日，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此人是张作霖的手下，前来索要一件张大帅心仪已久的宝贝——《快雪时晴帖》。
故宫文物全部为国家所有，哪有送给个人的道理？但易培基深知张作霖势力极大，也不敢断然拒绝，他指着那个锁着《快雪时晴帖》的保险柜编了个谎话:“文物在这个柜里，但是柜子的三把钥匙由三个人分别保管，其中一把在冯玉祥手里。”因为当晚张作霖就要离京赶赴沈阳，现找人开柜子是来不及了，来人只得悻悻而归。
十几个小时之后的6月4日清晨，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沈阳郊外的皇姑屯。
消息传来，易培基心惊不已:他一方面庆幸“快雪”侥幸逃过一劫，另一方面，东北日渐紧张的局势也让他越来越担心故宫文物的命运。
此前短短六十余年间，中国的皇家文物已经历过两次浩劫:1860年，英法联军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付之一炬，1900年，八国联军又洗劫了紫禁城和中南海——中国最早的卷轴画《女史箴图》从此流落海外，世界上最大最早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毁于大火之中……战争是文物最大的灾难，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从那时起，将故宫文物迁到内地的想法就已经在易培基等一大批故宫人的脑海里萌生了，而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更加坚定了大家将文物南迁的决心。在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后，1932年夏秋之际，故宫博物院开始秘密筛选馆藏文物中的精品打包装箱，随时准备启运——《快雪时晴帖》自然首当其冲。
“秘密”装箱实属无奈之举——后来担任故宫博物院院刊主编的刘北汜先生说，当时社会舆论普遍反对文物离宫，认为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文物南迁必然动摇人心。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一旦离开故土，重归之日就是不可预知的了——而故宫文物后来的命运，也证实了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入山海关，战争的烽烟日益逼近古老的北平。六天之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
报纸上文物南迁的消息迅速在民众中掀起了反对的声浪。年轻的那志良那时刚进故宫工作不久，他后来回忆说:“有时有人打电话来，指明要找哪个人，然后问:‘你是不是担任押运古物？’接着又说:‘当心你的命！’又有人说，在起运时，他们要在铁轨上放炸弹……”
1月23日，前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组织民众在太和门前集会，公开表示要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由于周肇祥煽动运输工人罢工，1月31日那天，第一批文物已经全部装车，最终却一件也没能运出紫禁城。
一介书生的易培基越来越难以控制局面，他只得紧急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拍了一份求助电报:“倘地方政府不积极负保护之责，物品一出宫门，即恐发生意外。至个人危险，早置之度外……”
2月3日，宋子文电令北平市长周大文，暂时拘捕周肇祥，国民政府同时劝解民众:“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最终确定在2月5日，将第一批文物运往上海。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忽然接到一位老友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
请客的人叫郭葆昌，号世五，从前是袁世凯的“账房先生”，官拜九江关税监督，当年袁世凯为纪念“登基”而烧制的那批落“居仁堂”款的所谓“洪宪御瓷”，就是他一手筹划烧制的。郭世五本人是个大收藏家，尤其对瓷器深有研究，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还聘请他担任过专门委员会瓷器部门的委员。
与庄尚严同去赴宴的还有他的两位恩师——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和古物馆馆长徐森玉。据庄尚严回忆，“那天吃的是一顿别致的火锅……饭后并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
《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作品，米芾在《书史》中盛赞此帖“运笔如火著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通常认为，现在传世的这幅《中秋帖》并非王献之真迹，恰恰是米芾所临。
《伯远帖》则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珣所作，此帖是“三希”中唯一的真迹，也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迹。启功先生对《伯远帖》十分推崇，作诗赞曰:“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
久藏深宫的“二希”怎么会落到郭世五的手中呢？原来，溥仪出宫之时，跟随他身边的只有后妃二人，敬懿和荣惠两位老太妃则是在十六天后才搬出故宫的。而在此之前，敬懿已经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了自己的寿康宫，又在出宫的时候把它们带回了娘家。因为“二希”名气太大，敬懿不敢把它们卖到琉璃厂这样的大古玩市场，而是叫亲信太监把两帖卖给了后门桥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品古斋”，郭世五就是在那里和“二希”不期而遇的。
失踪近十年的“二希”，竟在这么个时候重新现身，庄尚严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三希帖为人间至宝，人世间众生芸芸，几人能有机缘亲临目睹一面，而他个人居然独拥其二，实在值得自负。”《快雪时晴帖》此时还没有运出故宫，在庄尚严看来，“三希”重聚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可郭世五并没表示出这种意愿，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三位好友许下诺言:“三希名迹，余得其二，可称平生快事。然名物应归国有，余暂守之，已立遗嘱，将来与所收历代名瓷，统捐故宫博物院中。”
1933年2月5日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全线戒严，一大批板车停在了神武门广场上——世界文物史上绝无仅有的“国宝长征”就此拉开帷幕。“当时非常寂静，除了车辆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没人说话，也没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后来终老于台湾的北京人那志良永远忘不了那天的情景。临行之时，那志良的婶母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包北平的黄土，老太太告诉那志良，这是家乡土，带上它，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北平。
故宫首批2118箱文物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装上了车，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故宫，离开了北平。这批文物中的绝大多数，也如同押送它们的那志良一样，一去不能回头。
四天之后，满载着故宫文物的火车缓缓驶入了南京下关车站。押运官吴瀛突然接到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消息——改换目的地，这第一批文物，不去上海了。
原来，就在前一天，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国民党元老张继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紧急提案，建议将故宫文物改运洛阳与西安，他的理由是——“古物运往上海，存入租界，受外国人庇护，是国耻。”
故宫文物迁沪原是宋子文的主意，而这次中政会开会的时候，宋子文恰好不在南京。张继的理由冠冕堂皇，又让人没办法反对。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来南京车站接车的时候通知吴瀛:列车暂时停靠在站上，先不要卸车。行政院已经打电报到洛阳、西安去了，如果回电说有地方存储，立刻转运过去。
要等多久？没人知道。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传达蒋介石指示:“主张把文献馆的档案留在南京”，叶楚伧建议:“古物留南京，文物运开封”，又遭到于右任的反对……整整一个月过去了，2118箱国宝还是装在火车里，停在铁轨上。那志良的一句话说得辛辣又辛酸:“这不是抬着棺材找坟地吗？！”
直到3月中旬，宋子文回到南京，国民政府才最终决定:古物、图书照旧运沪，文献则暂留南京。
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故宫文物先后运到了上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13000多箱故宫文物，在上海法租界一座天主堂里安然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难
王珣《伯远帖》
1937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伯驹在郭世五家中见到了国宝《中秋帖》和《伯远帖》。
在中国收藏界，张伯驹是个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家境殷实的他千金散尽，将中国传世书画中最古老的“墨皇”——陆机《平复帖》和中国最早的卷轴山水画——展子虔《游春图》收入囊中，又在解放后将两件稀世奇珍分文不取献予国家。张伯驹在他的书画录里写过这样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予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序。”
但张伯驹知道，郭世五买下“二希”的目的与自己不同，“其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当时余恐二帖或流落海外，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他立刻请北平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世五商谈购买“二希”的事。信誓旦旦“名物应归国有”的郭世五，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说好以二十万元的价钱，将“二希”连同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图》轴、蒋廷锡《瑞蔬图》轴一并让与张伯驹。
此时的张伯驹刚刚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手中购得《平复帖》，资金一时难以周转，只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批天价书画，商定首付六万，余款一年付清。郭世五知道张伯驹是个君子，也就痛快答应了下来。
然而，就在那个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了。
由于金融封锁，张伯驹的银行账户被全部冻结，他全家也只能辗转入秦，躲避战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诺，张伯驹只留下《上阳台帖》等四幅书画带在身边，而将价值连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原样退还了郭世五。
与“二希”一样，《快雪时晴帖》的命运也再次被战争改写了。
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在上海存放了四年的故宫文物被全部运到那里。然而仅仅八个月之后，日寇的铁蹄就逼近了这座六朝古都，国宝只能面临再次迁徙的命运。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军上海。8月14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在长江码头装船，准备从水路运往汉口。这批文物只有80箱，却是珍品中的珍品，《快雪时晴帖》也在其间。徐森玉和庄尚严师徒二人再次临危受命，随同命运多舛的故宫国宝踏上了漫漫西迁路。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文物运到长江边时，东边隆隆的炮声已是清晰可闻。由于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南京市民，故宫雇用的英国“太古轮”坚决不肯靠岸。紧急关头，押运文物的故宫职员向大家说明了原委，逃难的同胞深明大义，立刻让开码头，让国宝先走。满载文物的轮船顺利逃脱了日寇的魔爪，难民们却与古老的南京城一起等来了一场浩劫。
这之后，又有两批共16618箱文物先后运出了南京，就在最后一箱文物运走后的第十天，南京大屠杀开始了。
此时，第一批80箱文物正在日寇的连天炮火中艰难前行，从汉口到武昌，从武昌到长沙，从长沙到桂林，从桂林到贵阳……短短半年时间，国宝辗转了半个大西南。往往是文物前脚离开，存放地点后脚就遭到了轰炸。
1939年1月，这批国宝终于在贵州的安顺县城外找到了自己临时的家——那是一个叫“华严洞”的天然溶洞，洞深壁厚，又不潮湿，且藏于密林深处，十分安全。此后的五年，纵使外界炮火连天，安顺几次告急，故宫文物也是安然无恙。
对于生长在锦绣丛中的徐森玉与庄尚严来说，贵州小城里的日子无疑是漫长而难挨的。庄尚严的小儿子庄灵就出生在西迁路上，六十年后重回儿时生活的华严洞，庄灵对当年的艰苦还是不能忘怀:“那时父亲和同事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为此母亲还得每天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国文，以补贴家计。当时吃的都是掺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的菜主要靠辣椒粉和酱油；穿的衣服全有补丁……”而已经年过六旬的文物大家徐森玉先生，就在一次搬运文物翻越山梁时摔断了腿，从此只能依靠拐杖行走了。
然而，即使在这样狼狈的“逃难”途中，故宫人也没有忘记他们传播文化的使命:1943年12月，《快雪时晴帖》被秘密送往陪都重庆，参加中央图书馆举办的故宫书画展，运回安顺途中，顺道又在贵阳的贵州艺术馆展览了一次，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做过统计，八年抗战期间，颠簸在西迁路上的故宫文物一共展览过五次，甚至曾经漂洋过海，来到了遥远的莫斯科。多少一辈子不能走出家乡小城的普通百姓，就这样获得了和国宝面对面的机会。
1944年秋天，就在《快雪时晴帖》回到华严洞后不久，贵阳、柳州相继失陷，安顺告急。80箱文物被迫又一次踏上了迁徙之路，这次的目的地是四川巴县。
这是西迁途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路。路虽不长，但苦于蜀道之难，且这一路全是崇山峻岭，多有土匪出没，徐森玉、庄尚严一行人加了万分小心，还是在出发后不久被西南最大的“袍哥”头目截了下来。
徐森玉只得亲自前去谈判，说好任其“出价”，只求保得国宝平安。那为首的大“袍哥”只提了一个条件:要徐森玉将长子徐伯郊送来作自己的“徒弟”——徐伯郊当时正在上海的兴业银行供事，大“袍哥”要他来做人质，显然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徐森玉闻言犹如五雷轰顶，但在爱子与国宝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徐森玉的外孙王圣贻曾听徐伯郊说起过这段经历，徐伯郊告诉他，接到加急电报，自己以为是老父亲身体有恙，日夜兼程赶到安顺才知道是父亲拿自己作了“抵押”，“但是大舅舅深明大义，二话不说上山拜了大‘袍哥’。他见多识广，又能言善辩，一上山就拍胸脯、打包票，说抗战胜利后就给大‘袍哥’当干儿子，以银行家的身份保他们一世荣华富贵，哄得‘袍哥’们眉欢眼笑，没多久竟放大舅舅下山了，还叫他转告我外公:我保他此行一路平安！”
两个月后，身心俱疲的徐森玉终于将80箱国宝平安运抵巴县。他的老友钱钟书听说这段经历后感慨万千，写下一首《徐森玉丈(鸿)间道入蜀话别》：
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难。
西江望活鲥，东海羡逃鳗。
送远自崖返，登高隔陇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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