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希堂国宝经历的颠沛流离经历
归之秘府纷罗陈
《快雪时晴帖》现在仍存放于台北故宫
1951年10月25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到国家文物局开会。闲谈之中，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向马衡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故宫博物院寻找了好几年的“二希”帖，终于有了下落。
事情的起因要从今年六月刚刚过世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庄世平先生身上说起。庄世平是建国初期香港仅有的两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那时正担任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1951年，在一次银行界的聚会上，一个在英国汇丰银行供事的朋友告诉庄世平，过几天他们会有一笔大买卖——著名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就要被汇丰银行收入囊中了。
原来，郭昭俊携带“二希”到了香港之后，生活日渐窘迫。但顾念父亲生前的愿望，他不敢贸然将“二希”卖掉，而是将它们抵押给了英国汇丰银行，赎期定在1951年11月底。眼看日子临近了，汇丰银行方面知道郭昭俊拿不出钱来，正极力诱使他将宝帖出卖。
庄世平说，我不是文物行家，但鼎鼎大名的“二希”帖眼看就要落到英国人手里，哪个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呢？思来想去，他决定秘密将此事报告给中央政府。
巧合的是，就在这几天，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正率团出访印度、缅甸，在香港作短暂停留。听到“二希”重现的消息，郑振铎紧急向国务院打了一份报告，请求由故宫博物院出面赎回两件宝帖。
1951年11月8日，王冶秋找到马衡，出示了总理批示的抄件:“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
按照总理的指示，故宫博物院立即派出一个“三人专家小组”赶赴香港鉴定并回收二帖。除了王冶秋之外，马衡与徐森玉这两位故宫元老，又一次担负起了这项重要的使命——那年，他们都是整整七十岁。
1951年11月15日，马衡和王冶秋乘火车抵达广州，前来迎接他们的除了老朋友徐森玉，还有曾经舍身保得“快雪”平安的徐伯郊。
此时，徐伯郊已经定居香港，担任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香港文物秘密收购小组组长。这个小组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的，由郑振铎直接领导，专门收购流散到香港及海外的文物。郑振铎对收购的范围有明确指示——以古画为主，古画中以宋元及之前作品为主；碑帖、法书暂不收购；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日本的东西，要设法争取；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收。
徐伯郊以其银行家、无党派、徐森玉之子的三重身份，将这项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秘密收购小组成立不久就打了一场漂亮仗——以5万港币的低廉价格成功收购了唐代大画家韩滉的《五牛图》。这一次，徐伯郊又要协助父亲收购年代更加久远的《中秋帖》和《伯远帖》了。
“三人小组”到达广州之后的情况，马衡在自己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们只能取道澳门，再赴香港。11月19日，负责与汇丰银行方面接洽的裴延九先期渡港，未能成功。为了安全起见，最终决定让裴延九、徐鹿君和徐伯郊三人化装成船员赴港与郭昭俊及汇丰银行方面谈判，其余的人则撤回广州等待消息。
由于各种各样的困难，徐伯郊三个人又在澳门滞留了三天，虽然不断与香港方面的“联络人”通话，但几次谋划渡港都没能成功。直到11月22日夜间，坐镇广州的徐森玉和马衡终于接到了徐伯郊成功渡港的消息。
至于三个人到香港之后发生的事，我们只能从庄世平的回忆中略窥端倪:11月23日清晨，已经得到秘密通知的庄世平穿着长袍马褂，手拿报纸如约来到香港码头。几个穿着宽衣长裤，作船员打扮的人已经等在那里了，其中一人手里也拿着报纸。庄世平赶紧迎上前去，低声问道:“找工作吗？”那人点了点头:“今天休息一天，明天可以开工。”
接头暗号对上了，庄世平随即领着三个人，秘密将“二希”由银行库中取出进行了鉴定。令庄世平不解的是，鉴定完毕后，其中一位专家小心翼翼地拿起《伯远帖》，在右下角作了一个极其微小的标记——专家告诉庄世平，东西没错，但钱的问题还要请示总理。“回购款到账之前，‘二希’还要暂时存在汇丰银行，作标记是为防止交货的时候‘二希’被人暗中掉包。”庄世平说。
那天晚上，提心吊胆地等待了整整一天之后，马衡广州寓所的电话铃声终于响起——谈判成功，本息共合港币488376.62元，便可顺利拿下“二希”。挂下电话没多久，马衡又接到了北京的消息:总理已经获知此事，并批准50万港币回购款，次日将秘密汇到中国银行户头——那一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仅有区区1.57亿美元，但是，为了让国宝重归故土，财政异常困难的中央政府还是慷慨地拿出了这笔巨款。
12月3日，离宫之后四易其主的《中秋帖》和《伯远帖》终于回到了北京。23日，“二希”在北海团城进行了第一次小规模展出，马叙伦、陈叔通、章伯钧等人都在受邀之列。那天还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马叙伦告诉马衡，《中秋帖》不是真迹，而是米芾所临，惹得身为院长的马衡颇为不快。他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夷初(注:即马叙伦)我见甚深，指《中秋帖》为出自老米所摹，不知老米正从大令(注:即王献之)出也。见米未见王，故有此见解尔。”不料一周之后，陈叔通给马衡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早在明人的《清河书画舫》里就有记载，《中秋帖》是摹本，并非真迹。文物大家马衡才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走了眼。
1951年12月27日，王冶秋亲自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送还故宫，此时距离“二希”离开紫禁城，已经整整过去了二十七年，三希堂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样子，“三希”帖却没能一起回来。
由此回溯百年，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究竟有多少故宫文物像“三希”一样风流云散，已经没人能说得清楚。值得欣慰的是，半个世纪以来，它们中的很多已经陆续踏上了回家的路:就在“二希”归国之后不久，1952年，在徐伯郊的动员下，张大千将用王府换来的《韩熙载夜宴图》以区区2万美金的价格卖给故宫；1995年，故宫博物院用1800万元拍得北宋张先的《十咏图》，2003年又以2200万元的价格买回了隋人的《出师颂》……有人做过统计，建国58年来，故宫新入藏的文物超过了24万件。
如今，拥有150余万件藏品的北京故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座最大的文化宝库。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只要血脉相连，无论时间多长，无论距离多远，无论人世间多少风云变幻，都阻挡不了游子回家的脚步。就像二百年前，清礼部右侍郎沈德潜在他的《三希堂歌》中写的那样:
东晋至今十六世，离合聚散同烟云。
太清楼空几泯灭，宝晋斋废疑沉沦。
至宝阅世永不泯，鬼神呵护留乾坤。
从来法物聚所好，归之秘府纷罗陈。（赵耕 原题:“三希”离合;资料照片及图表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