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伯齐：追求艺术个性，但不能抛开文化传统
中国的篆刻艺术不仅被誉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殿堂中的一朵奇葩。它将中国文字有情有致地呈现在方寸之间，展现出豪壮飘逸的书法笔意、优美悦目的绘画构图以及刀法生动的雕刻神韵，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的完美结合。随着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的问世，国人的篆刻印章“热”也在不断升温。为什么说篆刻艺术是我们传统文化沃土中的一朵奇葩？如何传承篆刻艺术中的传统文化？日前，本报采访了著名篆刻家熊伯齐——
篆刻艺术是传承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
问：近年来，社会上的篆刻印章热不断升温。过去，搞书法的搞篆刻，现在不搞书法的，包括搞油画搞国画的也在搞篆刻，篆刻似乎成了一种时尚。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熊伯齐：“中国印”的产生，确实引发了人们对中国书法及篆刻艺术的极大兴趣，这是好事儿，因为有更多的人对它关注，它的生命力会更旺盛。但“中国印”本身实际上是一种工艺设计，或者说是装饰设计，跟我们搞的篆刻还不一样。篆刻这门艺术，历来从事的人、欣赏的人，都比较少，里面有一定的门道，需要通过潜心学习才会知道。就跟围棋一样，不懂围棋的人根本看不懂，或者说欣赏不了围棋比赛。不像象棋，知道兵马炮车的基本走法后，即使不懂其中的谋略，也能略知对弈的基本走势。中国的书画篆刻艺术里，画是最好看懂的，其次是书法，篆刻是最不好看懂的——起码你得了解它的一些历史，知道篆刻家的流派，如果全然不知，欣赏起来就很困难了。现在的书画篆刻界，有些年轻人刚从事没有两年，就急着大张旗鼓地搞个人宣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浮躁。现在讲究“包装”，出名了，作品就升值。但我个人的感受是，从事书画，或者从事篆刻，急功近利地去搞，是很难取得真正的艺术成就的。所以我一直主张两点：一个是要脚踏实地，一个是要异想天开。前者是说要打好基础，后者是说要不断升华。
问：您一直强调，一个人的文化素养越高，其作品内涵也就越丰富。这句话该怎样去理解？
熊伯齐：中国印章大量出现是从战国开始的，当时主要以铜为材料，加工的人一般是专业的工匠，不是文人，印章的内容多是名字、官职，也有很少量的成语和吉祥话。据传说是到了元朝，浙江的大画家王冕，他是第一个用花乳石刻成印章，并且用在他自己的画儿上。而据史料记载，明代书法家文征明的长子文彭，在南京意外地得到几筐青田石料，他用那批石料自己刻成图章，后来一些文人开始效仿他。所以文彭被称为篆刻之祖。文人介入刻印以后，印章的内容就变了，诗词进去了，一些古文里面的名句进去了，还有斋堂馆号进去了，使印章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它不仅成为一种艺术，更是传承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印章既有实用价值，也有欣赏价值，里面既有文字的艺术，还能表现文人自己的志向。比如齐白石的图章，一大批都是他自己要说的话，也就是说，印章也能像书画一样表达很多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刻印章的人文化素养越高，他的篆刻内涵也就越丰富；欣赏篆刻的人文化素养越高，就越能欣赏它里面的韵味与精华。
传统文化的熏陶让我终生受益
问：您对篆刻艺术的喜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熊伯齐：解放前我家在成都，院子非常大。我父亲有一个勤务兵，他经常抱着我在玻璃上写字，教我认字，所以我两岁的时候认识200多个字。大概是5岁以前，我喜欢拿粉笔在地上画画儿，当时家里头住着几家房客，其中有一个人是出版社的，他经常拿连环画回来给我看，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看《木偶奇遇记》，还有战国的故事等。我看到里面的画就很高兴，在地上拿粉笔照着画。后来我在重庆上小学的时候，对书法还是没有兴趣，觉得很苦，拿柳公权的《玄秘塔》当范本写大字，写得很粗糙，最好的成绩是4分，一般都是3分。1955年我家到北京，那时候我上小学六年级，一直喜欢画画儿。中国的工笔画大家于非闇的出版物在当时非常有影响。1959年他去世后，我去看了他在北海画舫斋举办的遗作展，心里很佩服，于是开始潜心学习中国画。因为中国画上题字、印章是不能少的，如果自己画的画还要找别人题字的话，有些说不过去，我就干脆题字、篆刻全部自己干。当时不知道学校是从哪儿弄来很多石头，扔在学校堆料的院子里，我和同学就去找来磨了刻图章。那时候我画儿上的印章，都是那种石头刻的。于非闇是学宋徽宗的，写瘦金体，所以我题画都用瘦金体，并且用心琢磨这种字体。可以说，儿时所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让我终生受益。
问：荣宝斋是北京最著名的文化老店，您在那里的工作经历，对您从事书法、篆刻艺术有很大帮助吧？
熊伯齐：最初我是在西城区房管局工作。“文革”时，荣宝斋归人民美术出版社管，它也不能叫荣宝斋了，叫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那时候荣宝斋斜对面儿有一个文物商店下属的单位，叫庆云堂，卖查抄处理的石料，卖得很便宜，我就买回来自己刻图章。店里面还有很多印章，都扔在一个大盒子里头，定价1毛到3元。里头其实有很好的东西，有吴昌硕的原作，有齐白石的原作，我用5毛钱，一样买过一个，还有好多篆刻家的东西，我真后悔当时没多买些。像我们这拨儿上世纪四十年代生的人，在“文革”前后学刻图章的，好多人都受《怎样刻印章》这本小册子的影响。没去荣宝斋之前，我就是看它和一本《西泠前四家印谱》，学习刻图章。像吴昌硕这样的艺术家，他也是从印章、从书法开始，后来才开始画画的。我就想先把图章刻好，同时把书法搞好，最后再转向绘画。1971年的时候经朋友介绍，让我跟荣宝斋的徐之谦老先生学篆刻。1973年我到荣宝斋后分在编辑室，搞书法、篆刻专业，继续跟徐先生学习。徐先生没有什么文化，他教育学生的方法是师傅带徒弟，他教学生不保守，却对艺术很保守，我很不适应。但是荣宝斋有一个资料室，里面有很多名人印刻，大概有一百方，我经常借来吴昌硕、齐白石等人的原作，放在我的抽屉里头，随时拿出来琢磨。“文革”前后书法活动是很萧条的，荣宝斋里有一个门市部，经常搞一些毛泽东诗词书画展，全国的书法爱好者到北京来，基本上都会来看展览。我是荣宝斋本单位的人，每次都有我的书法作品参展。所以有人说，熊先生出道很早，真是让人羡慕啊。比如河南的李刚田，现在是《中国书法》的主编，比我小两岁，他看见我就说，熊先生比我大两岁，辈分比我高一辈。
创新只是在一万上面加一点
问：现在有些人的书画、篆刻追求标新立异，您对此怎么看？
熊伯齐：搞艺术实际上就是搞自己的东西，如果搞了半天是搞别人的东西，那实际上在艺术上是失败的。所谓自己的东西，也是不能抛开传统的，如果自己闭门造车地胡搞一通，那不叫艺术。现在有一些搞艺术的，误以为反传统就是创新。中国的文化艺术起码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你用人生的几十年，去对抗几千年，实际上是以卵击石。所以只要在传统里面有自己的一点东西，就是大成功。艺术像一条大河，我们好比是在河里的鱼。鱼为了表现要跳出水面，让四面八方都看得见，当然跳得越高越好，但是跳得不好跳到岸上去了，你还有生命吗？历史上有好多激进派，搞非常怪的东西，最后还是流传不下来，被艺术淘汰了。现在有好多现代派搞流行书风、流行印风——街上流行红裙子，流行一年就没气候了，所以搞书法、篆刻是赶不了时髦的。上海有个篆刻家说“传统一万岁，创新一万零一岁。”就是说，创新实际上是在一万上面加一点儿。我的观点是，作为艺术追求，我们还是得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个性。
问：现在有些家长让孩子学画练字，希望能在书画艺术上有所发展。您觉得应注意什么？
熊伯齐：选择学习书画、篆刻，要注意到四个方面：首先他要明确学习的目的，第二是他的天资，第三是他要走的道路，第四是他要勤奋。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秉性和天赋是不尽相同的。对于成功的人来讲，勤奋与天资二者缺一不可。我们有些家长，凭着自己的愿望，非让孩子用大量的时间学画练字，我不赞同。如果他不是材料，你非让他去干那个，他既痛苦又耗时，而志大才疏的结果是事倍功半。我觉得，最先打基础时应该多下点工夫，临摹名家的帖，但到后来你临10遍能够像80%也就差不多了。你把其他时间去练别的，也许你都写出自己的风格了。因为临摹无数遍，你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