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去书写性”渐成当代书法主流
朱中原：2012年初的书坛，有一件并不起眼的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即沃兴华、胡抗美书法联展在上海举办。这个展览其实无非是两个人的联展而已，但在我看来，和一般展览所不同的是，此展的研讨会并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表扬会，而成了关于书法形式与情感之辩的讨论会。展览的两位主角———沃兴华和胡抗美都是具有极强探索意识的书法家，且二人在展览之际提出了一个鲜明的口号：情感与形式宣言。其实早在此前，沃、胡二人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所谓的“书法创作形式论”。
我之所以以这个展览作为本文的开头，并非是我对此展或此二人的偏爱，而是它引起了我关于书法的书写性问题的再思考。在当代书坛，沃兴华是一个异数，而且也是当代展览书法的一个风向标。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沃兴华是打破书法传统表现模式、开创现代审美范式的一个坐标式人物，是由传统文人书法走向现代展览书法、由书法的书写性转向非书写性（视觉化）的一个标杆式人物。在这里，我无意对沃兴华先生的创作探索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我想指出的是，沃兴华的创作行为和创作理论，正好触及了书法的书写性这一本质问题。
书写即抒写，抒写即抒情。故此，书写乃书法之本，书写的不但是“书”和“法”，更重要的是真实的情感。书法本体构成中，很重要的一点即情感本体。
我曾数次在文章及讲学报告中表述过我对当代书法的两大不满：一是一味地摹古、复古，复制古人技巧、嫁接古人图式，却毫无自己的情感，我称之为“伪古典”；二是一味地追求所谓的创变和革新，过度追求视觉刺激和快感，以制作、拼接、夸张、怪诞、变异、扭捏、做作为能事，任笔为体，恣意妄为。此为当下展览书法之通病，我称之为“伪现代”。不论是“伪古典”还是“伪现代”，我都认为是一种“伪书法”，“伪书法”的最本质特征就是背离了书法最基本的书写性，之所以说它背离了书写性，乃是因为它没有真实的艺术情感，或者说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伪情感”。
书写性是对书法情感真实的最本质的概括与体现。没有了书写性，书法就没有了情感，没有了灵魂。现在书坛有很多人都喜欢喊口号，抛出一些伪命题，有的喊要“回归‘二王’”，有的喊要“走进魏晋”。不管是哪种回归、哪种走进，我以为，古典主义的书法，其最要者便是对书写性的追求。魏晋之所以能成为书法的复兴时代，就是因为书法在魏晋获得了书写性的最大提升，最不自由的社会环境与最自由的书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与张力，这也使得这一时代的文学艺术家获得了中国文艺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它让书法的书写成为了一种真正能解放人的精神与灵魂的载体。
那么，是不是其他时代的书法就没有书写性了呢？非也。书法其实从其诞生之日起、从文字诞生之日起、从原始的契刻符号起，就具备了最基本的书写性。书写性是什么？书写性就是对书法本体、汉字本体的一种最基本的遵从。也就是说，书法的书写必须要符合汉字本体，符合汉字规律，符合自然之本性，符合人类最基本的审美与情感。单纯地认为只有魏晋以降的经典文人书法或者是帖学书法才具有书写性和抒情性，这是一种狭隘的艺术史观。纵观书法史，不论是史前刻符、商周甲骨、先秦篆籀、秦汉简牍、六朝刻石，还是魏晋以降的文人书法，举凡经典之作都与书写性密不可分，这与书法到底是写的还是刻的、到底是实用性的还是纯艺术性的无关。即便是那些朴野、苍茫、率真的民间书迹，也仍然没有失去最基本的书写性。书法的书写性，与是不是在宣纸上书写、是不是用毛笔书写无关，只不过，笔墨纸砚让中国书法的书写性与抒情性得到了高度的体现。
当今时代，正如所有穿上唐装的人未必都具有中国精神一样，所有使用笔墨纸砚材料的书法家，也未必就是真正具有书写性和书写精神的书法家。今天的很多书法展览，往往单纯强调视觉冲击力和形式营构，强调书法对美术的借鉴，已经没有多少真实的情感了。书法的美术化倾向是书法创作背离书法本体、背离书法的书写性本质特征的重要表征。书法的美术化取向与文人化取向，恰恰构成了当代书法与古代书法截然不同的审美取向，是书法本体无限泛化、书法精神虚无的一种表征。
当代书法的“去书写性”往往与书法的职业化、非文人化密不可分，这直接导致了当代书法文化品格的降低。在书法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论调，即如果你老老实实地写往往会落选，而那些参赛作者们往往费尽心思地揣摩评委口味，捕捉每次展览的风向标，费尽心思地在形式上做足功夫，极尽安排之能事。
上世纪90年代，当“流行书风”席卷书坛的时候，不少狂热的追随者高喊要解构传统、解构经典、回归民间，在民间书法及书法的形式美上做足文章，并蔚然成风。向质朴、率真和天然的民间书法取法当然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提倡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很多人一面在取法民间书法，一面却恰恰失去了民间书法的质朴、率真和天然，而徒具形式地制作与安排。后来，在反“丑书”的浪潮下，书坛又掀起一股回归潮，很多人认为书法要拒绝丑、拒绝粗俗，要回归“二王”、回归经典、回归传统，“‘二王’书风”风行书坛。很多年轻人正是凭借一手单一的王羲之体或孙过庭体堂而皇之地获奖或入展，“‘二王’书风”流于狭隘化、平面化和简单化。这样的“‘二王’书风”，实际上和一些头脑简单、胆子不小的“流行书风”跟风者一样，都是低级的模仿者和跟风者。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原本在书学理念上截然相反的“流行书风”与“‘二王’书风”，却在展览的功利驱使下，在内在本质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都是在模仿，都是在制作，都是在玩形式，都是在刺激眼球，唯独没有真实、自然的情感，没有书写性。“‘二王’书风”与“流行书风”的合流，其实表征着当代书法书写性精神的整体性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