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书法艺术
陈独秀是现代文艺理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还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发起人、早期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原名陈乾生，家谱名字叫陈庆同。他在考科举和留学日本时，用的名字是陈乾生。他原来的字号是“重甫”，这个名字也只是在留日期间使用，后来改为“仲甫”。“独秀”这个新的名字，取自他家乡的一座独秀峰。到了他从事新文学运动时，就用“陈独秀”为笔名频繁地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这个名字在当时的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
陈独秀不仅是国内外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文字学家、音韵学家，论著颇丰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碑帖兼写并有理论研究的书法家。
家藏陈独秀的《甲戌随笔》及其他零稿，因涉及文字学的研究，文稿中夹杂着众多的大篆、小篆结体，表现出的书写风格是多种的，行、草、隶、篆样样可观，皆能达到纯熟自如，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我尤为珍爱的是先生手书的一页《三体石经》，据考是陈独秀晚年作品，写于四川江津。
陈独秀不以书家名世，但他在书艺上却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写字如作画一样，既要有天分，也要有功夫；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字要能达内劲外秀，那就有点样子了，即所谓“中看”了。庸人写字，只讲究临摹碑帖，难免流于笨拙；有点才气的人，又往往不屑临摹，写出字来有肉无骨，两者都难达妙境。就其观点，他曾对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的书法提出过批评。陈独秀曾见到沈尹默写的一首诗，对沈说：“诗很好，但字则其俗在骨。”
陈独秀在当时所以敢批评沈尹默的字，是因为他也喜欢书法，并下过功夫，说的是内行话，深中肯綮，因此沈先生才心悦诚服。不过，事隔多年以后，陈氏对这位“勤奋练字”“书法面目从此一变”的沈先生的字看法并没有改变。他在1941年4月16日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从此简短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陈对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有一定功底，言简意赅。我是很喜欢沈尹默先生书法的，究竟陈的评价是否正确，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字外无字”一说尤为深刻，其意耐人寻味。
至于陈独秀与书法的渊源，要追溯到他的幼年时期。他在《实庵自传》中回忆：“……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种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他的嗣父陈昔凡（衍庶）在官宦之余犹雅好金石书画，崇尚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自颜其居日“四石师斋”。陈独秀的外孙吴孟明先生曾送过我衍庶先生书法照片，观其书的确很有功力。陈独秀生长于这样的家庭，有充分的文史熏陶、古文与书法的训练也是很自然的。他受嗣父的影响，在日本留学时，人们即说他“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搞汉学”是指他当时已经开始研究文字学了。马一浮先生回忆说：“不论做诗吟月也好，酒足饭饱也好，有事无事，仲甫先生他一个人，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始终如一，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亦钟情于汉隶的台静农先生也有回忆说：陈早年喜欢书法，并用功于篆字。陈中凡先生亦曾深情地回忆说：“独秀先生认为中文系老师若不通文字、音韵是要误人子弟的。还要求我们苦练书法，说这是民族国粹啊!”
由此，陈独秀《甲戌随笔》及其他零稿中，夹杂着众多的大篆、小篆结体，表现出的多种书写风格，行、草、隶、篆样样可观，皆能达到纯熟自如，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独秀在书法实践和理论上尽管有很深造诣，但他从未将自己作为书法家来对待，也没有类似康有为晚年以写字为生的经历，即使晚年以文字研究为专业工作，也未曾将写字作为谋生的手段（凭名气和水平当时他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凡有人求书时，他总是满足求者的要求。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下狱，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当时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曾请他写字，陈提笔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相赠。据陈独秀当年的下属和朋友包惠僧回忆，陈还给一名侦缉队长写过字，内容为“还我河山”和“先天下忧”两条横幅。包惠僧说，陈独秀能写好几种字体，看起来是相当挺秀的。包喜欢他的行草体和板桥体。包此语不假。早期的《向导》杂志的刊名二字就出自陈独秀之手。我曾在一期刊收藏家寓所见过《向导》杂志，刊名二字，清秀中透着一股英气，外秀内刚，反映出陈独秀的青春热情。
1942年5月，陈独秀病故于四川江津。署名葛康素有《跋陈仲甫独秀先生藏前汉碑》、《谈陈仲甫先生书法》分别刊于《书学》第2、3期。此刊物为“中国书学研究会”会刊，沈子善主编。可见陈独秀在书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